50知名人士座谈 中国正义力量纽约大聚会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大型研讨会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召开

【看中国记者张正，陈玉意，柳笛纽约采访报导】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5月28日和29日，来自世界各地近50位中外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学者，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召开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大型研讨会。这是一次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大聚会。

研讨会上有众多民主、人权活动主席及著名专家学者发言，与会者多人传达了这样一种共通看法：当今世界民主革命风潮再起，北非和中东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专制独裁者们纷纷倒台。而全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仍然在统治和奴役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急需一场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建设民主。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广大民众正在逐渐觉醒，中国国内正在开展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形式的革命。

历史学家辛灏年：生平第一次喊出“打倒共产党”

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

著名的历史学家辛灏年教授表示：八十年代初，象我这样的老三届，大多数心里都明白一个东西，那时就当共产党开始推动他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说，或者在心里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当一九八九年我们那些可爱的学生，北京可爱的市民和中国许许多多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心里暗暗的担忧著，因为戊戌政变要发生了，果然，一个企图用屠刀来斩断人们革命的君王，和一个企图用改革开放来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君王的下场都是一样的，手段和过程都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改良到革命。

他兴奋的说：今天，是我十七年来最大的一次满足，因为是我来海外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讲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并且要和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传承起来，继往开来.

他说：八九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之后，或者从当天的凌晨开始，我们的人民已经革命了。在全中国，飞机不飞了，汽车开不动了，几万，几十万的人民在全国许多城市里面走着，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甚至是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我本人是第二天早上凌晨四点和科技大学的学生一起,在合肥市走了整整一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妻子问我：“你怕不怕？”我说：“怕。但是我喊过了,喊出来了,我就不怕了。”这是真心话.

他表示感谢今天在座的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代表们：你们从我的后面狠狠的推了一把，让我明白，明白了什么？推翻共产专制统治，鼓动和鼓吹新的民主革命，并且将它与中国一百年前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及辛亥革命，中国民族革命接轨，是我们这一代知识份子应有的正义。

他指出：这个茉梨花革命它已经破土了，总算跟中国的历史结缘了，终于迈出了中国人民需要迈出的那一步——当代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全美学自联首届副主席：“经济开放”与“性开放”救了中共

全美学自联首届副主席韩连潮

全美学自联首届副主席韩连潮博士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许多参与者都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为民众的利益舍身成仁的侠义精神，我们今天也要继承和光大这种侠义精神。无畏无惧，以我们的行动来唤醒全民，全社会，追究中共的罪行。

韩连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普世的价值角度看，老百性的人权意识比较清晰了，但是对具体的民主运作，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不影响中国民主革命往前走的步伐。

他表示，在中国，两个东西救了中共，一个是经济开放，一个是性开放。所谓经济开放，是让老百姓都去抓钱，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性开放是让人们没有道德底线的生活，追求及时行乐。在网络上这些内容是不受限制的。我说的性开放不仅仅是生活作风方面，而是指全民的追求物欲横流，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没有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还没有建立，这会影响中国人民民主素质的提高。这与中共的政策和宣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中共是有意这样作的，这是一个悲剧。

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革命的最大困难是消除民众对专制的恐惧感，应该有精神上的追求，更高一层的精神境界。我常讲，中国人的侠义精神不存在了。中国人们个人遭受的苦难很大，应该把个人的私人恩怨，报私仇变成国家大义，推动中国民主社会的转型。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独立媒体与翻墙软件为大陆民众带来新鲜空气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女士指出：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她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的激动过许多代人。现在整整100年过去了。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中共所窃取。数十年来生灵涂炭，民主人权惨遭蹂躏。

她认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仅仅是维护法轮功的人权，也是维护所有中国民众的权力。因为信仰自由与禁止酷刑是最基本的人权，法轮功学员积极的抵制迫害，用行动捍卫信仰的基本权力，维护“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是在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与信仰自由。他们用行动告诉中国民众，作为地球公民，信仰自由、拒绝迫害的基本人权不容剥夺。

她说：中共政权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的。长期以来，中共封锁真实资讯，对人民强行洗脑。不仅法轮功与民主自由维权等资讯被遮罩，google、twitter、facebook这些搜寻引擎与交流工具也遭到中共当局的压制和封锁。

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中建立起如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等独立自由新闻媒体，转播自由资讯。并研发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在与中共国家级的封锁力量进行拉锯式较量中，一直保持着技术领先，破网五剑客：花园、动态、无界流览、自由门、火凤凰作为最先进、最流行的翻墙软件已获得了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民众的青睐。给大陆人民带去了新鲜的空气，自由的资讯。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席李大勇博士则谈到了解体中共的重要性。他认为：第一：解体中共是一场正邪大战，这是这次革命的根本性质。第二：退党在解体中共中起到了根本作用

他说：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只有解体中共才会有社会安定和稳定；只有解体中共，才有人权的根本保障，才有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三退”则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和平地解体中共的方式。退党保平安，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也给民族一个美好未来。

中国社民党主席：中国民主革命仍未成功，还需继续奋斗

中国社民党主席刘国凯

中国社民党主席刘国凯先生认为：我们今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除了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外，还应具体缅怀辛亥革命先烈，革命志士的光辉事蹟。我们今天在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艰难历程中，时刻应以他们的事蹟为榜样。满清100年前已被革除，可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共产党专制今天依然存在。中国民主革命仍未成功。一切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人们还需继续奋斗。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用各种方式痛打中共落水狗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柏桥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柏桥博士说：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要痛打现在共产党这条落水狗。痛打落水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这狗？现在不需要了，这是条疯狗，就是要痛打落水狗，所以前几天我有个演讲的时候，我说：共产党将来受尽羞辱而亡。我看我们全体都在羞辱共产党，用和平的方式、非和平的方式；优雅的方式、粗暴的方式；高雅的方式、低俗的方式来羞辱共产党。

著名的人权律师叶宁先生则指出：中共是全人类的敌人，只有结束中共这个撒旦魔教组织的邪恶统治，才能解除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

八九学运幸存者封从德

八九学生，美国军中牧师熊焱

八九学运幸存者封从德博士指出：辛亥革命，八九学运，茉莉花革命，三个革命一脉相承。都与民族民权民生有关，他谈到了从辛亥革命成功中得到的八个启示，有益于现在的茉莉花革命。

50位中外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齐聚座谈精彩空前

许多与会者认为，这次大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充分交流思想和讨论问题的场所。同时，通过共同发出的声音，鼓励更多的国内外民众勇敢地投身到反对中共暴政的伟大运动中来。从而掀起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并最终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共和。

发表演讲的有：辛灏年、封从德、熊焱、黄翔、赵岩、羊子、刘国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席李大勇及主席易蓉、韩连朝、刘国华、郭宝胜、孙云、卞和祥、叶宁、李凤智、张凯臣、李勇、伍凡、Greg Autry、John Kusumi、孔令熙、唐柏桥等知名人士，还有远道而来的缅甸民主勇士。演讲的内容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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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移民亲述：在这里，人会变傻的

文章来源：加拿大家园

很多朋友问我，出国了，到底是什么感觉? 发达国家到底哪里发达了?

没感觉国外有什么不同

说实在的，我没感觉国外和国内有什么不同。和当初不回武汉去了广东一样的感觉，换了个城市，一切从零开始。只是这次的从零开始要从说话开始。

这个“发达国家”，和中国比起来，我觉得就语言发达了。在中国，我们说的话只能在中国说，在这里，我们说的话可以走大半个地球。

而且，说明白点，我觉得这里的人很笨的。社交，讲了一堆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好”。学习，理解了字面，再要多加一步推理，一半的人傻了，再深推一步，全傻了，就剩中国人还算是清醒的。

要出来的时候，家妹叮嘱，一定要买两副墨镜。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算是夏天，也不见得非要戴墨镜，打个伞就行了。来了才知道，墨镜和内衣一样重要。这里空气太干净了，太阳直射下来，直到晚上8点多还刺着眼。没有工厂黑烟挡阳，没有汽车尾气防晒，来加五到十年的人都会多多少少花粉过敏。

为什么国内只要有可能的人都想出国呢? 我的理解是，“围城”思想。就是因为中国出国太难了，去哪都要搞签证，所以想着有朝一天拿个全球通行证，到处去玩玩。就和小的时候，爸妈要我们不许出门，不许去隔壁家找阿姨要吃的一样。越是不允许，越是想得到。

出国只对穷人和富人好

穷人，在国内也没什么值得牵挂的，过来了有政府可以保证着一个月一两千的收入，和国差不多，何乐而不为?富人，在国内威胁太大了，房子怎么防盗都还是提心吊胆的，还不如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过平民生活。可是，对于一些国内有一定基础，有一定机会的人来说，出国就是冒险了。有可能一步掉进泥沼，一辈子只过着最低保障；也可能混个七七八八，拿个中产收入；也可能中个大奖，几百万，不用交税，买个大房子，环球旅游。

出国有什么好? 从小受的教育最多的就是“即来之则安之”，这个时候也派上了用场。有人问我，如果觉得难，就回国吧。我说不，因为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可是想一想，当有了“什么”的时候，还会想回国吗? 可能除了旅游，也不会想回去了。

在这里，人会变傻的

不用想问题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说话直来直去，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有原因，你可以问；不用想这样好还是不好，做得不好了，解释一下，道歉一下，人家也会理解。

来了，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不要急，慢慢来”。慢慢地，懂了这句话了。是的，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捷径。学习是这样，做事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所以，一板一眼地做事，简简单单地做人，平平凡凡的做个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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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辑：内蒙抗议一周回顾

【看中国记者李婉君综合编译】

5月23日（周一），内蒙古锡林浩特出现示威抗议，军警和警察封锁了示威游行的大街。（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3日（周一），内蒙古锡林浩特，安全部队人员在示威中抓捕一名男子。（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3日（周一），内蒙古锡林浩特，警察抓走一名示威者。（图片：路透社）

5月23日（周一），内蒙古锡林浩特，警察抓捕一名示威者。（图片：路透社）

5月25日（周三），内蒙古锡林浩特，来自蒙古族学校的学生在政府办公楼前游行示威。（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5日（周三），内蒙古锡林浩特，来自蒙古族学校的学生聚集在政府办公大楼前示威抗议。（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6日（周四），内蒙古镶黄旗，蒙族牧民和学生手举横幅举行抗议，横幅上书写“捍卫牧民合法权益”的字样。（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6日（周四），内蒙古西乌旗，蒙族牧民和学生手举行抗议，标语上写道：“捍卫我们的家园”。（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7日（周五），内蒙古正蓝旗，街道上聚集的安全部队。（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7日（周五），内蒙古正蓝旗，政府大楼大门前的安全部队。（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5月27日（周五），内蒙古正蓝旗，军警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图片：南蒙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美联社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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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网语：五毛小报急眼了

转自：大纪元

大陆网友创造力非凡，通过讽刺来揭露大陆的社会现象，精彩网语不断。有网友说，五毛小报看了都急眼了。在此大纪元编辑定期收集与大家分享，以激励网友的创作灵感。

●五毛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看到了这些精彩网语后，召集五毛开会，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么有力量的讽刺段子来对抗他们？”底下人回答：“不是我们不努力啊，人家的讽刺基于事实，咱们拿谎言造讽刺伤不起啊，有木有！”

●人生境界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带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 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在中国当公务员；只要做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只要存在特供，永远不用指望食品安全；只要存在专列，永远不用指望解决春运；只要存在专制，永远不用指望一切。

●乡要服从县的大菊，县要服从市的大菊，市要服从省里的大菊，省要服从国家的大菊——感情这是一个基佬的国家，谁菊大听谁的。

●很多人在地震之后是地理专家，在福岛之后是核物理专家，在三峡之后是环保专家，在大旱之后是气候专家，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候，他们都是吐槽专家。

●我深深的以为很多好莱坞的编剧导演都在梦里穿越了时空来到中国，不然为何那么多在他们的电影中才出现的情节，却在我们这儿的生活中真实上演。看了《飞跃疯人院》，心情不能平静。

●奸党九十年，央视一套在播《中国1921》。我粗粗瞄了几眼，吓得够呛！这不是在向大家传授造反方法么？如何自办报纸，如何组织社团，如何罢工游行，如何跟现政府斗智斗勇，这里有全套案例啊！

●有这么个国家，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提美国，就是卖国；说台湾，就是分裂；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没有资格；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

●《疯狂歌》

黑风起兮匪徒狂，收刮民膏兮归吾囊，唯有疯狂兮没商量。
黑风起兮匪疯狂，收刮民膏兮尽入囊，安得净土兮无再难。
雄风起兮民主扬，扫荡妖孽兮尽开颜，安得壮士兮无再难。

●人民日报：党员决不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这再次证明我们是个有原则的不三不四的党。

● 共产党几乎剥夺了中国人的所有东西！脚下的所有土地，共产党占有；石油，电力，通信，网络，银行……统统共产党占有；死后的墓地，共产党占有，现在考驾照 都要捐献器官，你的身体也是共产党所有，就连活着的人的思想，也得由共产党去操纵支配，共产党啊，你真他妈的混蛋到极点！！！！

●官二代对富二代说：你爹真牛逼的话，你在新闻联播里插播一条广告给我看看啊？富二代撇撇嘴说：你爹真牛逼的话，往里插条真的新闻给我看看？

●中国的法律搞笑的一点是，当你欠政府的时候，资产是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的（比如经济犯罪），当政府欠你的时候，资产是按当时价格计算的（比如拆迁补偿）。

●做英雄 不做狗熊

万里乌云暗遮阳，十亿神州遍豺狼。
含冤自焚皆百姓，强拆暴富是官商。
才惊三鹿幼童苦，又闻疫苗小儿亡。
坑蒙拐骗多暴富，为民请命总遭殃。
衙门多由恶犬占，司法每是讼棍忙。
可怜百姓无权势，维权总成梦一场。
平地一声春雷响，恶犬胆寒豹狼慌。
抚州英雄钱明奇，浩气长存日月光。
———淮上小王作

●江西爆炸响，苦民有方向，扛起炸药包，对准共产党。自焚和上访，想都不要想。党委和政府，炸它鬼叫娘。森严中南海，也要晃一晃。人生谁无死，抗暴美名扬。

●这次爆炸，就是钱明奇一个人针对恐怖组织基地发起的定点攻击军事行动。

●沪市，沪市，我是深市，我方损失惨重，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深市，深市，我是沪市，我方已全部阵亡，这是自动留言，无需回答……沪市沪市……深市深市……我是菜市我是菜市，我们这里涨个不停……

●官腐世界第一；移民世界第一；贫富差距世界第一；公务员消费之高世界第一；高物价，高税收，低工资、低福利；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快，民生水平提高速度之慢，其反差也是世界第一。

●网上的“四大名著”：官员们背后都有一个《红楼》，有钱人的子女全部《西游》，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国》，老百姓们也只能酝酿着《水浒》了。

●中共在官媒上一直说美国打卡扎菲是为了石油，卡扎菲本人可没这么说，不但没这么说，而且还偷偷给奥巴马写了好几封信，说希望美国对他手软，并祝奥巴马连任。咋转眼功夫，被越南外交部点名点姓指责抢油气的却是中共？

●最新流行打油诗
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城管税务两条狼；
电老虎，油霸王，公检法司大流氓。
股市杀猪，楼市宰羊，敲骨吸髓最在行；
教改垮，医改黄，越改越差越渺茫；
高官亵女，二代嚣狂，花季少女轮下凉；
夺土地，拆民房，即使焚身又何妨。

●老外路过天安门广场，问导游：1989 年发生了什么？导游说不知道。老外说：200年前的事儿你都知道，20年前的事儿你不知道？

●有人问我三个人被困在山洞最先要干啥，我说找水，她严肃的告诉我我错了，首先应该成立党支部。真相：党是最重要的，否则那三人可能就是非法在山洞集会。

●独裁制度优越性：三峡工程14个专项论证报告，有五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都挡不住政治工程的强硬上马。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质情况如此不明，超过 1／3工程论证报告专家组不签字的情况下，还能强行上马。

●三峡，你还好吗？ 他们花了2,000多亿，只为在你身上，截断巫山云雨。

●我爱你，直到长江断流，鄱阳湖干……然后女友就跟我分手了。

●在中国有一个最凶残的人，名叫活活，因为我们常看到或听到：活活把人打死了、活活把人逼死了、活活把人气死了；活活把人急死了……在中国，有一个最可怜的人，名叫活活，因为我们也常看到或听到：活活被打死了、活活被急死了。

●杀岳飞，都知道是皇帝的意思，但执行的秦桧却是遗臭万年，以后互联网博物馆也该让方滨兴跪门口，进去的时候，做个测试腿力的仪器，踢方滨兴脸一脚，到达某个数值就免票了。

●中国网友的绝妙好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
百度兴，谷歌亡。
瑞星金山，卡巴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推特死，脸书墙。
人人开心忽还乡，
马化腾，山寨王。
新浪微博，推特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方滨兴，干你娘。

●起诉书

方犯滨兴，男，51岁。籍贯：中国江西万年县
职务：中共御用瓦工；
主要罪行：砌墙；
罪行定义：反人类；　
罪行描述：盗用主人钜资，砌墙禁锢主人，实施把人变成猪的邪恶工程——只许吃，不许想。并行蒙眼、堵嘴、塞耳之暴力，造成主人难以呼吸，几成脑瘫。

侵害人数：4亿并持续增加中

起诉人：防火墙内网民
公诉人：世界互联网自由大同盟

——此诉状已快递海牙国际法庭。

●阎王传

话说病拉－胆小鬼掉落中洋大海，一口怨气难平，吵闹不已。中海龙王无奈，只好请来阎王商量。阎王从二十八层地狱中拘来阿毛老贼，你是这行的祖师爷，开导开导这个小贼，可减你一天刑期。

阿毛老贼喝斥道：“我说你个胆小鬼，你要劫富济贫，干吗不上我那井冈山？ 去，那里才是你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这不，江西炸响了春耕起义的第一弹。

阎王说：“毛小鬼，劝得胆小鬼改邪归正，赏你喝三个月的三鹿牛奶。”
“不不不”阿毛急道：“我情愿喝三年马尿。”

●原来是这样

看起来鬼子进村，其实是拆迁办；
看起来百万富翁，其实是公务员；
看起来奢华会所，其实是故宫；
看起来白宫，其实是县政府；
看起来黑社会，其实是村委会；
看起来像上贡，其实是特供；
看起来三聚氰胺，其实是奶粉；
看起来像狗棚，其实是我的家。

●童谣

天光光　地慌皇　抬头望月娘
心急归故乡　归故乡
道路漫漫长　两眼泪汪汪

没有房　要断粮　无脸见爹娘　
如今中国党　官不官　商不商
民不聊生　生活太迷茫
长此以往　天要亡党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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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冤魂盘旋在北京上空

作者：云山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尾，在江苏省的太湖上空，聚集著无数的冤魂，这些冤魂在这里诉冤，讲述着他们在生时的冤屈。太湖上的中共水警们，一到夜晚来临时，冤魂们个个自报姓名，家住何方，因何事何故，某日某时被中共害死，每个水警们的耳朵里听得清清楚楚。这些无神论者，个个听得惊心动魄。这件事惊闹了一段时间，上报到省，省府官员说是迷信不理。而太湖上的冤魂即越闹越厉害，地方的官员们也都亲身到现场听着冤魂诉冤，这些冤魂大多数是当年为中共建立政权出生入死的，有的功积巨大即被无故所害，个个冤情巨大。当地官员们听得目定口呆，心惊胆跳，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将这件事直至上报北京。

胡耀邦亲自接到这件事，立即重视起来了，亲自组织人员到太湖了解情况，还特别带去录音机，录像机，把整个过程清清楚楚的录下来，回来后，这班高官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静静放着录音机听着，每个冤魂都清楚的讲述他自己如何被中共害死的过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都清楚的说出来了。而有些替中共政权建立了战功累累的冤魂，也同样被害死。其中有一班将军们，在四九年初期的海南岛，接到中共往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他们坐上一架飞机，起飞不久飞机爆炸了，全军复灭，这些冤魂诉说是中共先在飞机放置定时炸弹，是党有意害死他们的。还有的冤魂和听者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一贯不信神的党官们不知现在是何心情呢？这些人都是从四九年起党内残酷斗争，互相残害的无辜受害者。

听完了，他们这回不信也得信。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所以就命令秘书们把每个冤情记录下来，然后顺着每个冤情案件到地方去查证，不查即可，一查，吓得这班查证的秘书们个个心惊胆跳，冤魂所诉说的冤情件件是真实的，一点无误。因为冤情事件太多，不敢再查下去了，这班秘书们马上回北京汇报，当时胡耀邦等人决定让所有的冤魂平反，还包括活着的受害人也通通给平反，摘掉五类分子，右派和一些中共干部受冤案的帽子，这就是1978年那年的全国大平反事件。中共本无意平反，是那些冤魂迫著中共平反的。

时过了11年，即1989年，胡耀邦因为官场失势被迫下台，听说很受冤屈，心脏病急发走了。因为胡生前给受冤的人大平反，做了件有益人民的好事，所以很得民心，胡的突然去世人们真的很伤心，很多人要到北京一拜与胡道别，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一来，人们就要深入了解胡去世的原因，终于查出了真相，“胡是被迫害死的，原因是胡坚持走民主宪政，当时胡认为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才有前途。而其他党官坚决反对，最后把胡逼下台，就这样被迫害死的”。

当人们得知胡的死因后，人们就开始在深思，老邓的开放改革只改革经济，政治不但不改革，还要向左转。老邓的经济改革口号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有了这样的口号，共党官员个个响应，因为没有民主的监督，官员大权在手，无论大事小事自己说了算，没有法律和其他制度可约束，党官们个个暗心高兴，想要怎么发财就怎么发财，想要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共党官员这段时期人人活得很神气，很幸福，一下子这些党官们变成大贪官，聚积大量财富，个个成为大富豪。而老百姓这边即惨极了，工资无加，而物价上升得无法承受，人民生活十分艰难。胡当时就看到这一点，他认为如果单搞经济改革，而不高政治改革，将会造成贪官越贪越厉害，最后无法官管治，失控。而老百姓生活将更加困苦。社会将出现两极分化，贪官越富，而百姓将难以生存。

胡当时实际上是在为中共政权的存亡而操心，但又无人支持他，最后极度伤心，心脏病突发而气死的。

现在看来证明胡的远见是对的。但是，中共这个流氓党一出世就注定要与民主、普世价值、有理性的好人对立，党内无法生存好人，好官，站在百姓一边的官员，结果的下场不是被迫死就是被监囚。

人民知道真相后，随着纪念胡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就开始游行，要求自己的诉求了，当时的人只是要求清除贪官的口号，并没有打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人民就这么一游行呼口号，中共这班流氓狗官就惊慌了，受不了了，参加游行的民众越来越多，学生也加入了。各地电台，报纸一面倒的支持民众。中共更奈不住了，就开始策划镇压，先征求各省市的意见，然后向北京表态。当时第一个表态支持镇压的就是上海江泽民，江先向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难，随着事件的紧张发展，学生就开始在天安门绝食了，中共就先派一部份特务暗中参进学生，再派一部份假扮做民众呼激烈口号来搜集中共需要的证据。整件事全是邪党在自导自演，人民被朦在鼓里，邪党的历次杀人运动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随着民众越来越气愤时，中共使出的手段越来越邪恶，怂恿恶警假扮民众大肆搞破坏活动，打烂店铺，烧车，随意破坏等等，又一方面命令住北京三十八军进城，但三十八军只在城外，拒绝进城。中共又再命令二十七军，讲到二十七军，这支军队是农民招收入伍组成的军队，没有文化，又在边境山区地方住，不知外界讯息，只服从党命令，只忠于党，是党专养的党家军。绝对服从于党。是党的杀人工具，在危急时调来杀人保护邪党政权的。这支军队开进城后，中共又利用特务化妆成百姓向这支本来就要杀人的军队挑拨，烧毁军车，打死军人，烧毁坦克等等等来剌激军人的愤怒，目的是要使这班军人在夜晚屠杀学生民众时杀得狠！杀得痛快！杀得疯狂！杀得干净利落！这就是共党在屠杀中国人时的凶残本性的展现。

六四夜晚，中共下令戒严，先把天安门广场所有灯火关息。整个北京城陷入一片漆黑的恐怖气氛。这一夜晚，共党用坦克，机关枪，最先进、对人体杀伤力最威猛的弹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和绝食的学生进行凶残的屠杀，邪党打了一场大胜仗。杀了一万八千中华子民，连夜把尸体火化，广场所有血迹全部清理干净，动作之快，不可想像。本应向全世界宣布，我党打了一场大胜仗，歼敌一万八千人？奇怪，这次共党反常。鸦雀无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六月五日，袁木说没有杀死一个人，共产邪党这次怎么了？既不敢向外公布胜利果实，又说没有杀死一个人，与毛泽东当年路线完全不同，完全相反，人家说毛杀多少人时，老毛说：你说得太少了，你太小看我了，我何止杀这么少人呢？老毛死前还特别告诉汪东兴说：我死后，可能有人打着我的招牌，用后再弃掉。现在这些食碗面反碗底的无奈，干了坏事即不敢承认，等于是把罪业强加给老毛，老毛自己本已罪业累累，再加这班流氓干的坏事全推给老毛，老毛在地狱里已经无法承受了，老毛发誓等这班流氓入地狱的时候，一定清算他们。再过几天，袁木说死七人。过几天，袁木又说死了二十三人。后来人们称他为袁二三。

六四屠杀事件就将二十二年了，中国人民叫平反六四也叫二十二年了，但是当年那个杀人凶手听见了吗？当然没有听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凶手变了。变得凶残搞滑。这班共党流氓就是用这种手段来为人民服务吗？，实际是凶残，暴力，谎言，加抵赖的流氓党徒，给拉登洗脚拉登还嫌它手肮脏。

人们就在问？在思考？六四究竟死去多少人？这个疑云一时解不开，但是有生命会知道，就是被害的生命一定知道，他们一直并没有离开那个痛苦、伤心的地方，他们的冤魂盘旋在北京的上空，他们没有诉求，说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无需劳师动众，他们现在不会孤单，因为历史上被中共所害的所有冤魂，现在全聚集在北京上空盘旋著，简直是魂多势众，他们已经做出决定就是要彻底清算中共。中共敢说是迷信吗？

2012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而是要净化地球，把败坏了的肮脏生命彻底清除掉，然后把它们掉进好像冰箱一样的地方叫“无间地狱”，永远封锁在那里。好人将要过著更加美好的日子，没有它们的份儿。中共敢不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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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打死过人的红卫兵，我道歉！

作者：张薇

老红卫兵公开忏悔当年打死人经历称历史不该被阉割

“40多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1951年出生，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　　

今年5月份，他在《炎黄春秋》上以一篇公开发表的《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成为了少有的进行公开忏悔的文革“迫害者”。

他的公开忏悔，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用他的话来说，历史不该被阉割。

“那是我第一次打人”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时逢文革初期，武斗开始，这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少年也被夹裹其中。

大院里的孩子大都是“老红卫兵”派系的成员，最初，王冀豫是个打人不敢下狠手的少年，“打架都是被动的，从来都是后发制人。”但一次群殴事件，改变了他。

尽管时至今日，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王冀豫还是能记得自己开始玩命打人的那个转折点。他说，那是人性最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下，北京中学各派都在筹备自己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他们这些被旁落又自诩正统的“老红卫兵派”到人家“红代会”现场去 捣乱。怎么捣乱呢？就拿出1966年8.18后打流氓的架势，看见一些人，穿得比较奇装异服，就过去揍人家，说他是流氓。

所谓奇装异服，也就是当时的少数年轻人为了与众不同或者表达对红卫兵的抗议，穿衣服时把领子翻出来或者穿白球鞋不系鞋带、穿细腿裤之类。

王冀豫的伙伴们打人打得很凶，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把人打倒后，还会用飞行靴踹。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冀豫的这番言行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在王冀豫对自己“文革”时期所做的事情开始进行审查和反思时，他发现，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真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

此后，王冀豫打架越来越凶，在“顽主”时代，甚至因为敢于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身的江湖气而成了孩子王，那是后话。

“五雷轰顶，我杀人了”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红卫兵”即是王冀豫在当时的身份，这支派系由文革初1966年5月至8月18日前后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多为干部（走资派） 和红五类；“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老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三派”多以出身不好和知识分子出 身的子弟为主流，属于“文革”激进派；“四四派”，则是在当年的4月4日，北京卫戍区政委李钟奇在一次大会上，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由此又结 合了一批“游离”的中学生，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温和派。

当时，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作为“老红卫兵派”的大院孩子，与“四三派”的孩子都互相视彼此为死对头。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彼时，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1967年8月5日，因为北京粮校的“四三派”抓捕并殴打了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老红卫兵”中的一员，并且 在释放该名老红卫兵后，还拦截了王冀豫熟识的一个朋友，即北京育英中学的李红星（也是“老红卫兵”中的一员），险些将李红星刀刺致死。这让王冀豫气愤之 极，坚信是阶级报复，在不冷静中，他伙同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师院附中体育器材库和工具室，人手拿一件能打人的体操棒或大镐把，冲向北京粮校的“四三 派”。

如今回忆起来，王冀豫形容当时的情绪是——仇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 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王冀豫几乎打红了眼，野兽本能般的打与被打充斥了武斗的整个过程。

“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

在棍棒击倒该同学后，王冀豫转身追其他对立派同学，直到他追打到虚脱，自己的腹部也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到地上，看着满地的长柄斧头、棍棒刀枪，他竟对天狂笑。

16岁少年的暴力荷尔蒙在整场武斗中被横冲直撞地发泄出来。直到与他一方的同学跑上来告诉他——他们打死人了，就是王冀豫棍棒击倒的那一个。

这场武斗的结局让王冀豫猝不及防，“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

回到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里，看到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色惨白。

“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王冀豫后来才得知死者的名字叫“王彦宏”。“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如今回想起来，王冀豫只觉得当时的疯狂可恶又可笑，“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

“痛苦要折磨我一万年”

事后，那场武斗的参与者之一也回忆，王彦宏的死并不仅仅是因为王冀豫的棍击，他撰文写道：“当王燕鸿（即王彦宏）被王冀豫挥棍（我记得是垒球棒而不是镐把）打倒时，我看到了另一位‘我方人员’用红白相间的做体育场界限标志用的标枪刺中了王彦宏的颈部?”

然而，人毕竟是王冀豫带头打死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杀人害命了，“犯罪了，这是非常坏的事儿，不应该打死人，他不该死。”

尽管当年打死人事件频有发生，甚至人们已经视死人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年轻的王冀豫在理智上仍觉得自己该为这次死人事件负责。那场武斗结束后的当天，他通过电话向公安局报了案，并向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做了全面交待。

此后漫长的一个月内，尚未被抓捕的王冀豫饱受一种紧张情绪的煎熬。

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一天到晚，睁开眼睛就是，我打死人了，哎呀，我是杀人犯了，就是这种想法。”

这期间，王冀豫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朦胧中，他看见一个身穿白纱、带着血渍的人，像是女人，跟他说，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他在心里回应，一万年太长了，梦就醒了。

有人给他解梦，说他躺在木板上，一人一木是个“休”字，要躺一万年，无解。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痛苦要折磨你很长时间的意思，要折磨你一万年，无休止地折磨你。其实我也想开了，就是你干了缺德事儿，你就要受到折磨。”王冀豫说。

为了一洗原罪，他甚至还动了跑去越南打美国鬼子的念头。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自然 计划落空，倒是亲眼见证了一路上各地武斗的血雨腥风，甚至曾半夜独身一人走过绵延近12公里的海口滨海大道，被沿路武斗后的死尸绊倒，弄得满身是血。

当年的12月14日，正当王冀豫准备回北京投案自首时，他被逮捕了。在那个武斗死人为常态的年代，跟他内心饱受的煎熬相比，逮捕他的军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的打死人行为看得很严重，反而问起他的年龄，还嘻嘻哈哈调侃他跟年龄不相称的健壮体格。

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他被投入了海口监狱。监狱的看守看他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因为武斗打死人而蹲监狱，好奇不已，“他就说他们那儿打死那么多人都不抓，怎么抓起你们来了。我说都会抓的，因为杀人了。”王冀豫回忆道，事实上，那时候他也在问自己“到底我这个算是什么事儿”。

蹲了近半个月的监牢后，他被带回了北京。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海南回到北京后，王冀豫在半步桥监狱，一蹲就是九个多月。

这九个多月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如果说打死人后，他是出于最基本的理智断定自己“杀人害命”有罪，接下来的海南逃亡又让他见证了全国武斗中的大规模残忍和血腥，那么在半步桥监狱中的遭遇，让他对自己杀人和整个武斗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当年的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关押的多是政治原因导致的罪犯，譬如绞死李大钊的刑警队长、张作霖的副官等“历史反革命”。

王冀豫所在的监牢共有20个左右的犯人，尽管监狱中有不许交换案情、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互赠物品、不许互助等规定，但这20来号人还是把彼此的“案底”聊了个明明白白。

其中，两名徐姓杀人犯的经历，格外让王冀豫震撼。

当时，这两名徐姓犯人，一个是70多岁，一个是30多岁。70多岁的徐姓老人曾是国民党还乡团成员，1947年曾参与将共产党的家属子女活埋案，因“历史 反革命”入狱；30多岁的徐姓年轻人，则是在1966年的大兴县杀人大浪潮中（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下，1966年的“红 色恐怖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据徐友渔《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将地富 子女亲属活埋致死。

其中一个重要关联是，徐姓年轻人的父母正是在1947年被还乡团活埋。

讽刺的是，两个背负着阶级仇恨的杀人犯，就这样被关在了同一个监室里。“看到了他们就想到‘冤冤相报何时了’，这种恩怨，总是会没完没了的。”二徐的遭遇让王冀豫感慨。

“都是政治原因，党派原因。当年国民党来了，我要活埋你；反过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就借着机会，把人家后代活埋。”这让王冀豫开始思忖对仇恨的理解，甚至 慢慢去学习放下武斗时那种对另一派系人员的莫名仇恨，“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其实，徐姓的两个人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

王冀豫自己又何尝不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政治术语。“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我应该负起客观的责任”

9个月的监牢生涯，加上送往中央学习班学习，算是他为自己的打死人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但他从没料到，这件事对他人生的影响，远未终结。

此后，王冀豫的履历看起来简单清晰：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创办稻香湖马场，至今。

在外人看来，他是成功的牧马人，京城圈里著名的马文化传播者；是会讲故事的北京顽主，王朔、都梁等人都听他讲过有关过去的段子；还是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中合成钟跃民的原型人物之一。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越是经历岁月变迁，他越无法摆脱的一个角色是——忏悔者。

事实上，王冀豫的马场经营得并不顺利。他时常想不通自己做人地道，对人真诚，对马也好，怎么就那么不顺呢？不仅如此，十多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他的左眼彻底失明，而当时哪怕用点眼药水都可以控制炎症。更有甚者，他的档案居然被原单位给弄丢了，导致现在连社保都没有。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开始王冀豫有点怨天尤人，后来他给自己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怨了半天我就想，怨谁啊，就怨我自己杀人了。你缺德就要受报应。”

渐渐地，这些自我安慰变了性质。当年那个“一人一木板，要躺一万年”的梦仿佛预兆了王冀豫的生命走向。
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王冀豫有一天“大白天待着待着，突然就想，我打死人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不信神，我也知道我死了以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了，根本不信还有什么天堂地狱，我从来不信，就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可还是觉着不舒服。”

不舒服到“觉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脱”。

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来自良心的谴责，跟一开始的认账和其后“缺德就受报应”的自我安慰是两回事。

他甚至在某一年的冬至去给死者王彦宏烧纸，火点不着，他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一番话后，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身边也有朋友劝他，当年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但他觉得：“这都是借口，总要有人站出来说某事儿是我干的，总要有一个人来负点责任。所谓负责任就是客观地、真实地负责任，打死王彦宏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就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

“历史不该被阉割”

王冀豫负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当年打死人的经历。

2007年，一位和他一起插过队、如今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找到他，希望他把自己在文革期间打死人的极端经历写下来，以便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片段，告诉后人文革的本来面目。

有人劝他不要写，说写了就是反人类罪，将来是要上法庭的。王冀豫不在乎，因为他一直都在审判着自己。一咬牙，他一晚上写了8000多字，详尽描述了当年北京粮校武斗中他打死人的全过程。

今年5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他的文章，标题便是《背负杀人的罪责》。他在文中如此诉说自己的忏悔：“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 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王冀豫知道自己的忏悔文得到的反馈各式各样，有人笑话他，说：“他妈的这帮小子，想用这种小忏悔来达到自己良心抚慰。”有人盛赞他，他的同学说：“你真勇敢，你一个人敢往这条道儿上走。”

王冀豫知道，许多文革的过来人都不愿重温烦恼，他们已经懒得再想那些跟眼前生活无关的破事儿。但他觉得，有更多的人往这条道儿上走才更好，甚至不必介意当事人对当年经历的态度，只要他肯把真实的一面说出来就够了。

在他看来，只要讲真话，对历史做出真实的复述，然后将来有一天，人们在研究文革时，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找到一些历史的成因和基因，这样就能够经由过去的历史而把握住今天的一些脉络。

在忏悔之外，他更看重的价值是：“历史不能被阉割。”

这也是季羡林曾经在《牛棚杂忆》自序中的呼唤：“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 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 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 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王冀豫对此深信不疑。

《凤凰周刊》2010年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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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悉尼做客《看中国》（组图）

编者按：2010年12月5日，辛灏年先生应邀做客悉尼《看中国》报，与数百读者见面，即席回答了四个小时的问题。现将其中十个大问题的答问录音听打稿发表，以飨读者。

辛灏年先生回答的十大问题是：

一、中国要民主、不要分裂

二、维权就要维护民权、推倒专权

三、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台的时间

四、中国的革命力量从哪里来？

五、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

六、民国国母助共颠覆民国

七、从台北走向北京——怎么去？

八、台湾国民党的四种病

九、辛灏年的宗教信仰

十、辛灏年与法轮功的关系

一、中国要民主、不要分裂

问：我来海外留学之后，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六•四的事，但是我看到有人说：当年如果邓小平没有坚决地站在他的立场做一些决定的话，中国当时真就走向民主了，中国可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所谓的民主制度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我们的先辈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牺牲了，我表示同情。但是，一个观点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共和都让中国四分五裂，都让新疆、西藏和台湾四分五裂的话，这个民主制度是否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是我一直很困惑的。我就想，如果我是邓小平的话，当时也会采取强硬的措施。很多人在谈论六•四的时候说，共产党多么的坏，多么的残忍，但是邓小平是否也是以大局为重呢？很多海外网站认为民主一旦成功，中国可能会陷入混乱，陷入四分五裂。请辛教授回应一下。

辛：谢谢你。我想，前苏联的覆辙是什么？前苏联的覆辙，不就是一个74年的专制统治政权，被专制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和人民一起解决了嘛！这对苏联，对俄罗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看看今天的俄罗斯人民，近两年来，他们的普遍生活水准和中国大陆普通人的生活水准相比，他们提高得比我们快得多，尽管十年前他们不如我们，这是有详细的资料的。第二，今天的俄罗斯不论怎么说，回到了俄罗斯共和国的光辉之下，三色旗重新飘荡在莫斯科的上空。全俄罗斯人民有了民主的权利，人民有了自由的权利，人民可以说把列宁送到中国去。请问，以前有过么？敢么？所以，所谓苏联的覆辙，这个覆辙覆得好，它让推翻了1917年2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造成了74年血腥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彻底瓦解。这样的覆辙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其他星球上，我都希望他一再地出现。如此我们人民就有希望了。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如果不说杀20万保20年，中国就走向民主了。那我想反过来问，杀人才能保住政权，那就杀人来保政权，谁有资格说这句话？我的政权必须保住，要想保住它，我就必须杀你。今天在这个场合下，如果我说一句话，为了保证我辛灏年的言论自由，我就把你们的嘴全部封住，你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愿意？不愿意吧。杀20万保20年保谁呀？是保祖国么？是保民族么？是保和平么？坦克车机关枪都上了天安门广场，那叫和平么？那不是啊，不是，那是在保一个东西，在保共，在保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在保证共产党的专政权利不被削弱，是这样吧？他杀人决不是为了保人民啊！我们中国人多好、多纯良啊，我们多能吃苦啊，59年到62年饿死了4千3百万人，这是我的数字，现在最高是4千5百万，却没有人造反，这样的人民还要靠杀来维持它的权利么？所以，89年杀人，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就不说你是为了自己，都是错的，都是有罪的，都是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犯罪的。不能辩护，无以辩护。

第三，是不是民主就会分裂？我听到你提这个问题，说心里话，我心里面一下子对你高看了很多很多，这才是一个对自己祖国的命运负责任的留学生，这也是几年来我天天在想着的事。因为我们回顾欧洲的历史，回顾英国的历史，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近现代凡是专制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都出现过民族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民主引发了民族分裂，那么反过来这个民主就一定失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闹了89年，那么多次的复辟，是什么道理，就是欧洲的反动君主们都来镇压和扑灭法国革命，都想来镇压和扑灭法国革命，从而造成了法国内部专制势力的反扑，才造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帝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是第几了？大概第五、第六、第七了吧。从第一到第三，共和国一次一次地被专制势力推翻，被新的独裁势力推翻，甚至被公开地复辟帝制，是不是这样？这是基本的历史，就是因为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安东尼特，就是因为把法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军事作战秘密卖给了奥匈帝国，卖给了奥国和俄国，这样人民才砍了他的头，不是因为民主才砍了他的头。第二，这个同学提得好，因为我的一些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心里都清楚，都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时候了。可是如果这个党一旦垮了，中国怎么办？第一，没有人给我发退休金了，我怎么活？第二，看着国家四分五裂的，心里痛苦啊。是，如果民主带来了分裂，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舒服，反过来说如果民主带来了分裂，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政权也没有办法存在。今天大家觉得，哇，我要想解决共产党或者说解体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怎么那么难啊，可到了明天，当这个专制统治、专制制度垮了以后，当民主制度刚刚获得建立，当民主政权刚刚获得建立、应该说是重建的时候，只要在某个早上，台湾宣布独立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民主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人民推翻你就像切小菜一样。为什么？因为人民自由了，人民能选择了，因为人们要求中国一定是民主统一的中国，不能容许分裂。所以，我在过去很多的讲演中，曾一再地声明，我们要的就是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我们不是没有顺序的，但是我们都要。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这个感情、魄力和胆量，凡是对我民族好的事情，我都要，统一对我民族好，我要；民主对我好，我更要；繁荣当然对我们人民好，我会不要吗？所以今天海内外所有追求中国民主、为中国民主事业在奋斗的，在反对共产专制统治的朋友们，都要把民族问题深深地记在自己的心头。你有本事么，你有本事那就在中国的民主变革当中，一方面能够让民主变革顺利进行、度过难关；一方面则让我们祖国领土绝不陷入分裂的状态。那个时候，人民一定会相信你，人民一定会支持你。这两者你一样没有做到，人民就不会要你，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民已经重新获得了创制、复决、选举、罢免的权利，是不是？

二、维权就要维护民权、推倒专权

问：中共专制政权倒台前，大陆人民应做哪些准备？

答：虽然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因为我现在也是华侨，我不在大陆，而且出来十几年了，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自我流放在海外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上，说一些意见。

中国大陆现在维权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的圈地运动也如火如荼，一位市长或者是书记不久前说了一句话，只有强拆，才能拆出新中国，只有强撤，只有豪强兼并、抢尽的办法，才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笑了，那咱们也强拆啊，咱们把中南海拆了，中国不就有了新中国了吗？

我想，大陆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坚定地拆除专制的领地，坚定的把维权上升到维护民权、反对专权的高度，坚定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孙中山先生要实现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大路坚持走下去。今天，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皇帝，曾经将一个外国人的思想来统治过我们中国人。但是马列却血淋淋的统治了我们60馀年。谁都不能反马列，谁反关谁，谁反杀谁，为马列而死于共产党屠刀之下的中国人，真不知有几千几万几百万。最近中宣部还一再发出文件，誓言一定要击退那些企图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任何思想和思潮。可见马列子孙至今尚在，还要马列来继续统治中国。在中国大陆，除了要钱、贪钱以外，共产党哪一点都没有离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民权主义我就不用说了，就是要让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不仅仅是我不给你任意拆我房子的权力，而是整个的民权主义的民权，就是林肯民权主义的民权，就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民权。我们只有把维权上升到了维护民权的高度，我们才能够告诉自己，我们的民权被剥夺了。被谁剥夺了？被专制权力剥夺了。所以，我们要想要回民权，我们就一定要推倒专权才能还我民权。十年前，我创办《黄花岗》杂志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序言，说的是人权和民权的关系。我说，民权是人权的初步。我们在美国讲人权，我们在悉尼讲人权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中国必须先讲民权。因为在中国大陆，必须讲民权，因为讲人权，六千七百万共产党员的人权个个都享受得很丰满，很好，甚至于把我们十几亿人民的人权都拿去给他享用了，他的人权里面更是浸透著专制权力的血腥和肮脏。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权被剥夺了——我们被剥夺了爱中华民族和不爱马列党族的权力，我们被剥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信仰和信教的自由权力，我们被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力，我们被剥夺了思想和写作、新闻和出版的自由权力，我们被剥夺了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土地应有的和起码的占有权力——今天的中国，是党卖国土，民无私田！我们还被剥夺了我们应该共同富裕的权力——共产党和属于共产党这个特权统治集团的所有统治阶层，包括与他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有特权占有者，他们享受了今天地球上人类最好的生活，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却生活在一种何等痛苦的境遇之下？在中国大陆，在一栋栋高楼大厦，一列列崭新高铁的身影里，掩盖着我们人民的多少痛苦。我们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挤在城市边上的芦席棚里面，这些被称为蚁族的年轻中国人，居然只能用Email向海外求救，说我们二十天吃不到一次猪肉；我们的孩子，我们农村的孩子，包括城市贫民的孩子，竟然没有上学的机会，有些地区，老师只能在墓地里讲课，而死人的墓碑竟然成了孩子们做作业的课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民权的惨痛结果。

当然了，在海外讲人权，外国政府会支持你；在海外讲民权，外国政府可就不理你了。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民权，却是中国大陆的人民今天最需要的，因为，连我刚才讲的起码的民权都没有，还谈什么人权的普世价值呢？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不仅在中国没有过时，在台湾没有过时，在全世界都没有过时。四百年来，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不在追求着独立和解放，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在追求着民权的自由和解放，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都在反对着专制的邪恶和腐败，并都在追求着人民应有的自由和富裕生活。我以为，这就是一条根本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精神的、思想的和实践的准备，逼迫共产党走上这条路，如果逼不成，求不成，那人民自然会起来推翻它，人民就应该有这样点准备。谢谢。

三、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台的时间

问：辛先生您好，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这一百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当然，您也提到了苏联是七十四年，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时间是最长的，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它可能是远远不止七十四年，要达到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不是还要一百年的时间，根据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还有您现在在美国接触这些资讯，比较实际的看法，要达到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中国，大概还要多长时间？

辛：谢谢你，先生。虽然我这个人研究过去，不预言未来，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不是全世界最长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秦始皇就是打倒封建制度的最重要的代表，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从周朝正式确立，到春秋末期开始动摇，到战国开始分崩瓦解，到了秦始皇时代，被正式地废除了封建，然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贵族和平民共同治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也是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就是君主制，家天下。这是基本历史。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话都是根据马克思来的。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五大阶段，中间有一个封建阶段，他就认为中国也是这一样的，殊不知，马克思闹革命的时候，德国还是封建社会，德国反封建比中国晚了将近一千九百年。所以，英国也罢，德国也罢，包括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是君主制度短，封建专制长，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封建专制短，君主制度长。我们要推翻的，或需要解决的，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所推翻的，是君主制度，不是封建制度。在我十多年前所写的书和文章里面，都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了解它，我们才知道孙中山推翻帝制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因为我们过去骂暴秦骂的很多很多。

第二个问题，走向民主，准确地说，英国花了四十八年，法国花了八十九年，都砍了国王的头；苏联花了七十四年。其间，都有战争，有反复，有专制复辟。那么，中国该是多少年？一，没人说得准。二，我的看法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漫长。七、八年前，有一位人士从中国大陆走出来对我说，也到处公开说，中国大陆人民根本就没有民主的要求，至少一百年内就都没有民主的要求，我当时听了差一点勃然大怒，虽然我把自己压制住了。不是因为我在海外，不了解国情，我就把希望当成了现实，不是。大陆人民怎么可能没有民主的要求？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当作家的，写小说的，编电影的，哪一个人不希望能够完全自由的去写作？我们的农民哪一个不希望能够自由的耕种自己的土地，自由的贩卖自己的农产品？我们的工人哪一个不想自由地去打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每一家报纸，每一个研究所，每一个研究单位，都希望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我们的每一家宗教，包括那些在中国大陆名为宗教，实际是在马列压迫下的假宗教，不得已的假宗教们，哪一个人不想真正怀揣著自己真正的理想，不想信仰著自己的真正信仰，去自由地结自己的社啊！所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走向民主是个必然的方向，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说他们是没有民主的要求的。中国人民今天的维权运动，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历史上、文化上讲真相的各种突破，都是因为有一个民主的灯塔在吸引着我们，驱使着我们朝着民主的方向走。那么，这到底要多少年呢？我刚才说了，回头看，就是为了向前进。我虽然不预言未来，但是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的专制复辟统治到今天已经六十一年了，我认为它正走在它的最后阶段上。共产党的一位著名将军已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我们就完了！这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党的总理，今天中共的第二把手——温家宝先生也说了，不进行政治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他们都把这个阶段看成是十年之内的事。那我反过来只想说一句话，谁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死路一条，谁不进行政治改革，就连十年也撑不下去了！我想，还是用共产党的领袖们、将军们所说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吧：中国，中国今天的这个专制制度，已经走上了它的末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会瓦解崩溃，我们不算命；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我八年前讲演时说过的那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专制统治明天早上垮了，你别诧异；如果这个专制统治还能再熬个七年、八年，你也别灰心。为什么？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谢谢。

四、中国的革命力量从哪里来？

问：中共的革命是穷人闹革命，那么现在中共正全力搞经济，改变城市面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我的问题是，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应当来自于何处？

辛：革命力量从哪里来？革命力量其实就在民间。

1995年我来到美国，当我满怀着兴奋和高兴告诉大家，中国大陆从1985年正式开始的民间历史反思已经如火如荼整整十年。当然它已经从反思共产党的统治走向了反思抗战是谁领导打的，谁打的；北伐是谁打的，谁领导的；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中华民国？什么是辛亥革命？可是我当时感到十分诧异、甚至是十分痛苦的是，当我来到海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已经反思了这么多巨大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作家、记者、专家和民间人士们，已经拿出了大量的事实来为历史作证，电影《血战台儿庄》也已经放映又被禁映了时，海外的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话，甚至嘲弄我说，我说的这些只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们才会听，而且他们当中更有许多人是靠台湾国民党帮助和资助的，一句话，就是养著的。

这迫使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海外是很难了解到中国大陆的人民力量究竟在哪里？我的答案就是：在民间，在那些已经觉醒了的知识份子的身上，在那些正在觉醒的优秀青年知识份子们身上，在那些数不尽的从农村流浪到城市打工的知识青年们身上。在他们的身上，萌生著革命的思想，成长著了民主的追求。如若不信，大家只需要再翻一翻法国革命史，翻一翻欧洲许多民主国家的历史，你就发现那些伟大的民主革命都是从小城镇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青年知识份子，和那些已经对社会考虑得非常深入的、完整的、并已经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社会、变革社会方式的思想家和知识份子们，比如罗伯斯贝尔、马拉、丹东、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等。今天的革命，无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他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他已经不是原来不读书的刘邦、项羽们了。他们一定是读书的，他一定是多少懂一点道理的，他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深刻感受和认识的，并且能够明确地把握着我们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发展的前景和方向的。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常常因为这个问题很难看清楚，所以我们总觉得，我们看不到中国民间社会的民主力量，看不到中国民间社会的革命力量，其实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退一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像晚清时代一样，人们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还能够创办一些自己的报纸杂志，至少也有六十份报纸和四百八十七份杂志期刊的话，我们的海外就会都知道中国人的力量在哪里。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所有力量，就在中国大陆民间，在我们那些正派的、正直的知识份子中间，在那些优秀的知识青年中间。相信吧，一个时代都会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人物。明天民主中国的优秀人物，今天就蕴藏在他们中间，活动在他们中间，正在为这民主的明天悄然地、甚至会公开奋斗著、呐喊著，直至牺牲了他们自己。

至于人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这场革命，推翻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两手，一手，坚持用最和平的方法，去完成我们的民主变革和民主过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因为这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损失最小，损害最小。但是，我们自己和人民决不应该首先承诺放弃一切可以进行民主变革的方式和手段，只要共产党一天还在坚持用暴力镇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就有理由用各种方式来推翻这个专制统治。这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有一条正当自卫条款的合法性来由。人民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人们放弃了武装保卫自己的能力，那就成了被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不应该走这条路。所以简单的说，决不放弃和平革命，但同样不能放弃任何可以达成推翻专制、重建共和的方式和道路。谢谢。

五、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

问：有一个有关历史问题向您请教，1911年辛亥年在武昌发动起义时，孙中山先生尚在国外（当然孙先生提前已进行了很多民主革命准备，发动革命几十次之多，功不可没。）那么到底孙先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请指教。

辛：谢谢。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也玩起了革命的两手，不是也，而是继续玩革命的两手。就像当年借高喊三民主义打进国民党里面，然后再分裂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发动共产革命一样。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变局，在这场变局当中，它的失败者一定是共产党，这是没有疑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一定是专制政权。因此，为了抵制这场变局，中共就要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传人，说他才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才是帮助过孙中山的，是认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虽然他绝不区分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而是要把它搅成一锅粥，以便混水摸鱼。然后，它就有了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孙中山这杆旗子是很难倒的，不是很难倒，而是倒不掉的。

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历史有三个人你是动不得他的。

第一是周公，确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武周公的那个周公。

第二是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统一中国。

第三个就是2100年后废帝制、建共和的孙中山先生。要想否定他，是枉费苦心。

所以，中共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现代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这样，它的权力的合法性就有了来源。可是孙中山先生又是今天最让共产党感到心里痛苦和浑身不安的人。我想在座的所有朋友都会想到两个字：革命。孙文不就等于革命吗？我们一想到孙中山就会想到孙中山革命对不对？孙中山发动11次革命推翻满清，对吧？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不发生革命也就罢了；要是也会发生革命的话，革命的对像是谁呢？那肯定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不是今天中国没有思想、出版自由的知识分子，一定是那个掌握著专制权力正在腐败和腐烂的共产党政权嘛！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一定要消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定要批倒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理论，一定要否定孙中山共和革命的道路，甚至要从要从人格上彻底地铲除孙中山的历史魅力，和他在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丰碑上的至高地位，特别是他在民族历史发展上的巅峰形象……。

于是乎，近些年来，特别是1989年之后，在海内外、特别是海外出现了一些十分奇怪的现象，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逃亡海外之后，于1989年当年和其后的几年里连续发表文章叫喊告别革命，就是要提醒共产党，革命已经悄然而至。紧接着，有学者，大陆出来的学者，也公开地告诉大家：要告别孙中山，回到曾国藩。要告别孙中山，就是告别孙中山的革命，要回到曾国藩，那就是要镇压革命。曾国藩不就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吗？他们堪称煞费苦心。可是他们有成果，他们在海内外经过多年的宣传，开始有了成果。以致我们一些正在追求民主的一些朋友也开始否定起孙文、否定起辛亥革命，甚至否定起人类的一切革命来了，但就是不去批判那个最该否定的共产党革命。他们把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放在一个锅里面煮，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毒枭，孙中山是第一个。还说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国民党的专制，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共产党的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专制的鼻祖就是孙中山。甚至说孙中山1911年不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在他们的理论里，孙中山是推翻了共和、建立了专制…….大家只要在中共的《瞭望》杂志上,台湾的《中国时报》上，海外的《世界周刊》上，和许许多多的网站上面，你们就能看到无数的批判、否定孙中山的这些文章，以致在一个貌似民运的论坛上，一个民运政党的网站上，早已并且是不休止地诬陷孙中山、辱骂孙中山，直至公开喊出要鞭尸孙中山，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益逼近，中共在中国大陆虚假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逐渐展开，海内外、尤其是在海外和台湾，批判、否定、侮辱孙中山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枉加到了孙中山的头上。而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孙中山的进攻中，就有刚才这个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有人公开胡言孙中山跟辛亥革命没有关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的丹佛打工呢。当然，今天已经有朋友提出他不在丹佛。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个问题了，也许他找到的新资料完全是对的。但是，孙中山当时他一定是不在国内，因为他不在武昌，所以，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就和孙中山就没有关系。这也等于是说，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台儿庄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因为蒋介石没有在战场上，所以这场战争就跟蒋介石没有关系。但是，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就从来没有上过抗日的战场，而是在他的窑洞里面，不是跳舞，就是喝红酒，要么，就是在写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写他否定辛亥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八路军军官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日本占我们中国的土地越多越好，要求他们绝不要帮助蒋介石抗战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抗战。可是，这些人绝不说毛泽东跟抗战没有关系，还说是毛泽东共产党才领导了抗战，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我介绍了这些情况以后，我现在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和参加武昌起义，那么，孙中山都在那里？我且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的前一天，因为革命党制造炸弹，意外爆炸，机关暴露了，有彭、刘、杨三个烈士被抓，并且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被砍头了。这三个烈士在砍头之前喊的一句口号是什么？就是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就凭这句壮烈的革命口号，大家看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没有关系？革命在第二天就成功了，而他们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前一天，喊出了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

第二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个组织共同发动的。在此，我且不说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关系，只说共进会的军事部长孙武——当时和后来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其实他原名字不叫孙武，他叫孙葆仁。他为了发动起义，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孙武因为，孙中山的大名就叫孙文。他又把自己的字改成了瑶仙，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字是逸仙。他这样把名字一改，于是武昌新军内外到处都在传扬著这次领导革命起义的孙武，就是大革命家孙文的弟弟，于是短短的几天之内，新军当中参加革命起义的就增多了1500多人，甚至造成整个武昌革命气氛大涨，革命信心倍增。大家说，孙中山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有没有关系？

第三个例子，武昌起义时，虽然孙中山不在场，那孙中山在干什么？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在美国接到了国内革命党请他回去做大总统的电报，他却把这个电报悄悄地折叠起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却对他的战友们说，我现在不能回国，我马上要进行一次外交活动，我要让西方的银行团不要再借款给清政府，让他们来抵抗我们的革命，我要让西方的银行团、特别是英俄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给革命军，让我们的革命军能够一举攻克北平，建立新中国。虽然，这两个任务，他只完了一半，就是西方列强的银行团并不支持他，没有借款给他；可是西方的银行团也再也没有给满清朝廷贷款，使得满清朝廷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为什么清廷在袁世凯一逼之下就退位了？因为清廷没有钱再坚持下去了。这个天大的秘密，我是在9月10号以后决定讲辛亥革命时，才在许多的资料中把它找出来的，我感到很兴奋。

第四，革命先烈张难先先生，他在回忆录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心中没有一个孙中山的形象；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青年都想逃到海外去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或孙中山发动革命十多年的实绩，武昌起义不知将延迟到何年何月才会爆发。

第五，这场革命，孙中山先生虽然不在武昌，可是这场革命，当晚清的改良人士也参加了，并和革命党一起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并要迅速创建大中华民国的时候，孙中山终于回到了中国。有17个省的代表参加的选举大会上，有16个省的代表选他当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事实，还能用来反过来证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我想，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也出现了辛亥革命式的变局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人回去便能够让人民选他做大总统的，除了正在广东韶关监狱里面服刑的当代民主革命家王炳章博士。当然，也只是可能而已。为什么？他是被共产党在9年前从越南绑架回国，判处无期徒刑，现在被关在刑事犯当中，经常遭受毒打和侮辱。而他，两个月前说的话仍然是：粉身碎骨，至死不渝。

我想，到时候，我们的人民自己一定会在国内选出一个被他们认为有能力、有人格在那个过渡阶段领导他们共度难关的领袖。在一百年前，这个人是谁？就是任何人声望都没法相比的孙中山先生。

孙先生怎么可能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

六、民国国母助共颠覆民国

问：辛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评价宋庆龄女士，她是背离了辛亥革命呢？还是偏离了呢？我有点搞不清楚，请先生指教。

辛：我想今天的提问总算走上了一个历史的正题了。大姐，你说的很好，她不仅偏离了，背离了，甚至背叛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坚决要求不睡到共产党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却要睡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父母身边——曾经被红卫兵挖出棺材尸骨进行批斗的那双父母身边，就说明她终于觉醒了。可是她醒的太迟了。

宋庆龄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善良的女性，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后，在孙中山先生最困难的时候，她以一颗少女的挚爱之心，爱上了我们的民主领袖孙中山，中山先生开始拒绝过她，后来也爱上了她。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个时候，在艰难的反复辟奋斗中，在护国和护法的奋求当中，她一直是孙先生最好的战友，最好的心友，要是用共产党的一句话来说，是最好的爱人。当然，我在海外知道大家都不愿意讲这两个字，但是事实是这样。可是，当时的她，年轻，幼稚，没有尝过人间的痛苦。她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却跟革命天生地发生了关系。她生活在自由烂漫的美国，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有着一个初步的或者是非常纯净的自由理想。可是大家要知道，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是有目的地发动的，它的思想和理论，在着意的推动下，在全世界的部分知识份子当中发酵起来了。它不仅冒用了欧洲近代的共产主义信念，自成一家专讲斗争和专政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还在中国吸收了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某些内容，正是这些，对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而我们的宋庆龄女士，也就在孙中山被苏俄三番五次上门联合的过程当中，慢慢地受到了国民党左派、就是国民党亲共派的影响，慢慢地受到了俄国派来的军事政治顾问们的影响，慢慢受到了国民革命阵营当中那些灵魂已经是共产主义信徒、嘴巴上还是三民主义信徒者的影响甚至欺骗。

比如说，我就不说名字了，当年那个北大毕业，一口英俄两语，年轻帅气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就一再地对宋庆龄女士说，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列宁的道路，才能真正的解决贫困，推翻专制，才能够走向民主和自由，实行共产主义。他成了宋庆龄最信任甚至是很敬仰的人。当这位与她年貌相当的共产党领导人在1927年底的广州叛乱中丧生，这使得宋庆龄十分难过，因而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更加产生了敬重之情。

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宋庆龄一直是非常孤单、非常痛苦的。她的党正在汪精卫的权力病的发作下，产生了种种分裂的迹象，甚至于造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局面。这时候的宋女士不仅已经侵染了共产主义的一些思想，而且由于孙先生死后，她单纯的成长经历，又不足以应付已经面临的这种复杂痛苦的局面，还因为打进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和已经被共产党赤化了的那些国民党员，开始包围住她，企图利用她作为孙先生未亡人的身份来影响国民党向左转。

一个天真无邪、未谙世事、只因为是做了孙夫人的宋家二小姐，就这样在苏联 ，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左派的拉拢和包围下，思想一天比一天左倾，直到1929年，她居然能够在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人陪同下，到了苏联。她飞驰在苏联由东向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当有人告诉她说，你看，铁路边上的孩子多么的穷困，多么的痛苦，这么冷的天，他们连鞋也没有得穿，帽子也没得戴，你猜她怎么回答的？她说：那革命前比现在还不如呢？

其实，她并没有看过俄国在革命前是什么样的，她也不想讲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我所说的十月背叛已经12年了，她就是因为从感情上开始倾向了共产党的主义，所以才开始维护那个她完全不了解、不懂得的专制政权，甚至要毫无根据地维护这个人民正在反对的政权，面对着自己所看到的痛苦，却不能讲出的中华民国的国母所应该讲出的正义语言来。因为她不仅思想变了，而且感情也变了。一个女人感情一变，就会什么都变掉了？怪她吗？不怪她。因为她就是一个女人。不怪她吗？怪她。因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孙夫人，是孙中山的未亡人，是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国母。你这个国母，可以在蒋介石家里的饭桌上，为了维护共产党，而一气之下就能把饭桌给掀翻了，但是，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母，难道也可以在苏联秘密参加国际共产党，并在苏联公然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在暗中支援中国的共产党服从史达林的命令，用制造中华民国社会暴乱和发动武装叛乱的手段，去武装保卫苏联、同时却反对蒋介石武装保卫中国吗？就不说你还在上海购买一批又一批的医药，派人送到苏区，好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下实行武装割据、直至成立服从苏联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一心颠覆孙先生创建的、你还在做着国母的大中华民国吗…….你叫蒋介石先生怎么办呢？对他而言，你既是国母又是妻姐啊！他不听你的，不行；听你的，能行吗？

宋庆龄终于在共产国际的调教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做统战，做地下工作，做着只有间谍们才能做的事情。今天，象《新天地》这样的许多杂志和网站，甚至包括正面描述她的共产党人回忆录，都已经在把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她的历史，一件一件地公布了出来。她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母，却跟着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她身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却接受了共产主义；她身为我们全中国女性的楷模，却置全中国民众的祸福、特别是妇女的痛苦于不顾。你说她到底是为什么，你说不清；你说她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你还是说不清。其实，就是因为她的幼稚和单纯，太容易受惑和受骗，才使她居然就成了一个复杂时代的牺牲品，孙中山、中华民国、中国民主事业的偏离者，背离者和背叛者。对宋庆龄女士，我一开始就说她是个单纯的女性。可是单纯的女性和任何一个单纯的人，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局面时，面对着思想的尖锐较量和真假革命、不同革命的痛苦较量时，你可一定要选好自己的路啊。因为你今天没有选择，明天你就可能背叛它。

1949年之后，她曾经坚持不要改国号，可最后还是被中国共产党说动了，跟着共产党抛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国统和民主共和法统，也抛弃了她国母的崇高地位。之后，在50年代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中，她甚至要求进一步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曾为此向伟大领袖汇报，毛泽东便派刘少奇、周恩来去看她，跟她说，宋副主席（她当时担任了马列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对于你来说，是不必要参加共产党的。因为我们共产党有400万，而宋副主席一个人就抵得上200万共产党员！

朋友们，她是真的抵得上200万个共产党啊！她以她中华民国国母的身份，对内成了蒋先生推进国民革命特殊障碍，对外成了中国共产革命花瓶中一只永远开不败的红花，为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夺权打天下所立下的大功劳，真的是200万共产党也抵不上啊！可是，她曾经却是我们的国母，我们的孙夫人。今天，当我们回顾她的这些生活往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第一，太令人痛心，第二，太大的教训，第三，也不要简单的或粗暴的批评否定她。也许，这也叫做宿命吧！谢谢。

七、从台北走向北京——怎么去？

问：辛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近年来在台湾的政党轮替已让台湾人民厌恶了选举文化以及两党互相攻击、谩骂的政治氛围。甚至，因此造成台湾人民之间的族群分裂……台湾知识份子对此极其无奈，不仅丧失社会和谐，也更因民进党之政策，造成年轻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上的矛盾。在此，我对中华民国感到悲哀，1949失去大陆，而在此一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更有另一势力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另立新独立政权。请问，对于台湾年轻人及现状，您的看法，以及如何传承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

辛：记得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讲演的时候，曾碰到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台湾留学生。他跟我讲，我读了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想，我们台湾人还有一条路，既不是民进党现在还没有看清楚的道路，也不是国民党有些人，就是国民党的部分上层势力已经抛弃的道路，那就是民主统一为中华的道路。台湾先民主了，大陆后民主，我们两岸都民主了，那坐下来就能谈了嘛。不要动不动就是飞弹，动不动就是威胁，动不动就在台湾这个民主的大船上空，来一场阴云翻滚、雷霆乍怒嘛！所以 他说辛老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从台北走向北京。我说，你说对了！然后，我告诉他说，不久前我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演讲的时候，我曾很奇怪地发现，最后面站了一排年轻人，大约有二、三十个。我一看到他们那个表情、眼神，还有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文雅的模样，我就认定这些是台湾学生。中国的台湾人和中国的大陆人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可是，没想到的是，我讲完了，他们开始向我放喀秋莎了，就是放连珠炮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我，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不能独立，我们凭什么要受你们飞弹的威胁，我们凭什么要受你们共产党的气，我们走出中国有什么不好？虽然他们觉得我对他们客气而直率的回答有点道理，但显然还不是很服气。所以，他们就问我说：今天晚上最好别让他们请你，跟我们一道吃饭，你愿意吗？这样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台湾的前途，究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答应了。那天晚上，在一个很小的华人饭馆里，我和他们二十多个台湾留学生聊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了，说：我们凭什么总是要在台湾躲来躲去，成天怕怕的啊？我们干脆从台北走向北京嘛，我们要自己的大中华民国嘛，这才是正路嘛！那个晚上，我和这些原来要和我辩论台独为什么不对的台湾留学生，实可谓尽欢而散。这种情形，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了。

是的，如果今天的台湾人，台湾的青年，台湾的每一个人胸中还是有一片大海棠叶，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的那一片版图，孙中山创建时候的那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蒋介石曾在伟大的北伐战争之后，和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努力统一过和誓死捍卫过的那个中华民族自己的国家（我称中共篡立的是马列教族的中国，就是马列中国），我们还有什么好伤感的呢？我们还需要为不能独立走出中国而伤心，还需要为今天仅仅只有台澎金马的这个小中华民国而伤感吗？

朋友们，历史的车轮轻轻的一轧，就是五十年、一百年。我们不过因生在其中，才觉得这个岁月是太漫长了。但是，只要我们跳出来回头一看，不是才五十年、六十年嘛，一百年了，我们当真就解决不了民主和统一的问题？

当时，因为我说得这样有道理、有信心，所以这一批台湾留学生，就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别老担心着台湾，还是立志要从台北走到北京去。有一天，当中国与台湾一样，实现民主了，台湾将该给我们提供多少民主的经验和教训啊！该为那个开始建设的民主中国提供多少台湾来的民主政治家们啊！是吧？到北京来，台湾朋友们，特别是台湾的青年们，把你的心智扩展到我整个的大中华民国去，为了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为了我们各族人民都能共有一个民主的大中国而奋斗、而成功吧！

谢谢你们。

插问：怎么去啊？

答：怎么去？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一个人来讲，我们首先要有志气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志气去，你就不会想怎么去了，对不对。只要你想要去，你就会想怎么去。是不是？

我觉得，要想从台北走向北京，第一，就是要坚守住民主的台湾，保护民主的台湾，让台湾继续成为全中国的第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第二，就是要保护住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只要这个国统和法统，这一面青天白日的国旗还在飘扬著， 那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对中国实现专制一统，就是专制还没有统一整个中国。

有了这两点以后，大陆不是请你们去吗？那就去啊，干嘛不去啊？中共不是在请你上红地毯、对你进行统战吗？那你也对它统战啊：他说共产主义怎么好， 你就讲三民主义怎么好；他说中华民国的历史怎么不好，我就说中华民国的历史才真正叫好。可惜的是，台湾有一些国民党人到了大陆，一不敢讲三民主义，二不敢讲中华民国，三不敢讲民国中央政府。可是，有一个民进党的女市长，居然在中国大陆公开讲，我们的中央政府，大陆人民反而对她另眼相看了，说她是好样的，是不是？你说怎么去啊？我说就这么去了，相信吗？我回去他会抓我，你回去讲三民主义，他不敢抓你呀！李敖看上去胆子那么大，他是因为发布台独宣言被蒋介石抓到了监狱里面，但他不是因为反腐败被抓的啊。在蒋介石的监狱里面，他还能够写骂蒋介石的书啊，可是到了中国大陆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演，心里总想着共产党那个可怕的秦城监狱，心里怕怕的。当然像他这样去就不行了，去了也只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颗统战棋子而已。我说要去，就是要壮起胆子，挺起胸脯，走到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大陆去，走到自己祖国的大陆去，走到我祖国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去，讲一个从中国的民主台湾来的人应该讲的话，做一个从中国民主台湾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就这么去就行了。他们奈何不了你的，是不是这样？

第四，千万不要助专制为虐，对于直到今天还要坚持专制统治、绝不进行民主变革的中共，我们来自台湾的朋友，至少不要去帮他，切不要像连战先生那样，去帮助大陆的专制、去损害台湾的民主。

第五，想想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大中华民国的一员，你们对大陆人民的任何声援和支持，都是为了要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大中华民国。你只要这样想，你就不会拿着几个小钱，今天勾搭这个，明天唆使那个，去做一些对我们中国大陆民主追求进步背道而驰的坏事情，一些令人心痛的事情了。

怎么去？我想就这样去。台湾朋友要从台北向北京走，我们大陆人民也要从各地向北京走，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扛着民主的旗帜，扛着孙中山的旗帜，扛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旗帜，我们就一定能走得通，一定能走得成，对不对？

谢谢。

八、台湾国民党的四种病

问：刚才第一位先生的问题，我对您的回答印象很深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走在什么样的统一的路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国民党的连战到中国去朝拜，还有一个说法，说有可能要让连战做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的趋势是，不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往辛亥革命或者是您所说的道路上去统一，而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更大，甚至现在台湾的选举，台湾的很多媒体正在被共产党渗透，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您有什么办法或建议？很多人对这种局势感到很无奈，怎么样才能实现您所说的大家统一到辛亥革命的道路上去？

辛：我在上周的讲演当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我今天再更加简洁地、直截了当地说一说我的看法。本来存在的一条共同的道路——辛亥革命的道路、三民主义的道路、孙中山的道路，可这个国家不幸在苏联的挑唆、命令、扶持和指挥下，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以出卖自己民族根本利益所建立的所谓国中之国。历史我今天就不想谈它了，我想说的是，国民党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廖仲恺的幼稚病，就有过汪精卫的权利病。廖仲恺因为要争取俄援，一切听俄国指挥，然后用俄国的力量、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压迫本党，让自己的党在方向和路线上迷失了方向，那是1923年到1925年的事。紧接着在他后面又有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汪精卫，实际上，他明白国共两党的两个主义、两个革命、两个阵营是不能够混合在一起的，他说过这句话，那天讲演我提到了。他说：这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像孙悟空钻到猪八戒的肚子里打拳头，这猪八戒怎么受得了啊？他很明白，可是他为了窃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他在苏俄顾问鲍罗庭和苏俄政府的指挥下压迫本党，甚至迫害本党的同志，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使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严重的扭曲，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两个历史的现象。提到今天的国民党，我说客气一点，就是伤感哪；我要说重一点的话，则是令人很痛苦。廖仲恺的幼稚病在今天的台湾国民党里是处处都在，上下都在。共产党好怕怕的啊——你看台湾朋友讲起话来都是这样的；说大陆什么都好，天也好，地也好，水也好，山也好，姑娘也好，共产党最好；中国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共产党……。这是国民党的一位前中央候补委员在纽约亲口对我说的，甚至有人说，台湾应该取消军队，因为台湾需要和中国统一的，台湾还要军队干什么呢？他忘记了，在全中国的范围里，台湾的军队是在保卫台湾一省的民主啊，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它不是党军啊，这是中国诺大的一块地盘上唯一的一支国民革命军，国军，政府军，不属于任何党和个人的，你说台湾朋友已经幼稚到什么程度了。此其一。

其二，权力病。国民党和民进党争政权，政党轮替，这很正常，在民主社会里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随着政党轮替的一次一次的重现，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修养，台湾人民的眼光，台湾人民选举的技巧和能力，也就越来越臻于成熟了。可是，如果在台湾有一个党，说白了，就是国民党吧，却想争取大陆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势力，在民主的台湾争权夺利，大家说这是什么性质啊？让一家专制势力，来帮助一家民主势力竞选，来打击另外一个民主势力，你们说这叫什么?与理不通啊，这叫权利病嘛。为了权利，不要思想，不要路线，不要界限，甚至连台湾的前途都不要了，大中华民国变成了小中华民国，大中国国民党，变成了小中国国民党，小中国国民党变成了台湾国民党，台湾国民党变成了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对象或收买的对象。

其三，它不仅有廖先生的幼稚病和汪精卫的权力病，它还有什么，它还有一个利益病，它跟共产党现在是共利益啊！国民党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中高层的朋友，特别是担负著对外有谈判使命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自己就是儿子，在大陆买房子置地产，当然他们就不希望共产党出问题啊，不希望共产党的大陆天下大乱啊，因为他跟共产党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了。就象我和这位女士两个人共同买了一栋房子，我当然不希望她会倒霉，她倒霉我不也倒霉吗？她没了房子，我不也没了房子吗？这是利益病啊！全世界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表现的很不好的资本家们，比如那个被台湾社会认为是台湾之耻的资本家，他们正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勾结起来，鱼肉我们的大陆人民。这种利益病，让大陆人民深恨啊。所以大家稍稍看一点报纸，了解一点大陆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大陆人民对台商，对那些给了他饭碗，让他有了就业机会的台商，感情很不好啊，甚至出现了许许多多对他们不好的行为。所以，台湾国民党目前的这种选择恰恰是背离了辛亥革命的道路的。台湾国民党今天的选择，更是从三民主义蜕化到了二民主义，因为他们现在嘴巴里所讲的只是自由、民主、均富，自由和民主加起来就是民权，那么，民族主义呢？他们悄悄地把民族主义甩掉了！孙先生讲的三民主义，可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啊。民族主义不要了，要的却是大陆的利益和中共的专制权势，这样的国民党还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吗？连战先生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富商集团的奖，居然发表言论，说这个奖应该颁给胡锦涛先生，台湾前民主政党的主席，前中华民国的副总统，竟要把这个奖，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所颁发的奖，颁发给一个专制政权的领袖，岂不是成了笑话吗？刚才这位女士说了，最近香港的一家杂志，美国的一家中华民国背景的中文大报，都报导说，2013年中国有可能请连战先生当国家副主席，哇，我一听都两眼一抹黑啊，我为谁黑啊？我为连先生黑啊！你糊涂到什么程度啦？你就到大陆去看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看看那些人吧，那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啊！你糊涂啊，你为了一己的利益，能够置台湾的民主前途于不顾，甚至于助共为虐，去阻滞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的万难追求，你不仅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你成了我们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的又一个绊脚石，并且这块绊脚石还是来自和平、民主、兴旺的台湾，来自台湾的民主政党国民党，你叫大陆人民怎么看啊？大陆人民这么多年，总是东望东海无硝烟，南望王师又一年啊！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说的话呀！然而，王师呢，王师到哪里去了？王师怎么还不回来？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王师回来了，回到哪儿去了？回到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红地毯上，去和共产党一起三温暖去了…….是这样吧？可悲！我知道，两三年来，国民党也特别不希望我这种人说话，但是，我这个人这辈子反正是无党无派，除掉中共少先队员这一桩历史问题以外，我没有参加过共青团，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不在乎在哪里？不在乎批判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如果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国民党，大陆人民可以不把担子担在你身上；你只要保住中华民国的民主的台湾，就算是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和责任；你只要保住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人民，我们大陆人民终于有一天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条大道通青天，管你共产党国民党，人民才是决定这个历史未来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希望台湾的国民党，甚至于希望以连战为首的国民党上层投共势力，看清楚你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们正欣逢著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历史性政治变革，这场变革如果你们参加了，并从正面推动了他，你们不仅能够回到祖国的大陆，你们将是未来祖国因为历经坎坷而宝有经验的民主力量，将会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过渡，贡献你们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反过来，如果你们今天想到的，只是嫁接北京的专制势力，以便你们在台湾的民主竞选中争权；或者你们想到的，只是你们个人和你们那个党在大陆的利益，那个正在被共产党保护着、扩张著、发展着，统战着的利益，那么你就一定会被大陆人民所看穿，所反对，所抛弃。你们原来拥有的辉煌前景将不复存在。几乎在四年前，我讲错了，是两年多前，民进党觊觎台独，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已经有了成熟政治修养的台湾人民，拥有了民主精神的台湾人民，就是用手中的选票把昔日要求台独的民进党选下去了。我相信，台湾人民现在已经更加富有民主选举的经验和民主的眼光了，如果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当此之际，就是当中国大陆人民的巨大民主变革就要来临之时，还有人、有势力仍然执意亲共投共，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甚至助共为虐以阻挡我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进程的追求，我相信2300万台湾人民一样会把你选下去。我并不指望看到这一天，我更不希望看到这一天，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做中国人，做中国的国民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全中国。谢谢。

辛灏年先生在纽约425法轮功集会上发言

九、辛灏年的宗教信仰

问：辛灏年先生您好，你刚才最后一句讲，人在做，天在看，那我问你一句话，你有宗教信仰吗？如果有宗教信仰，你是哪种宗教信仰，信奉哪一个宗教？

辛：你问得干脆明了直截了当，我也要干脆明了直截了当地回答你。我真的还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信自由，信平等。我知道，当我有一天在我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自由和平等的时候，什么信仰对于我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了，我等著这一天，我等着我回到祖国能够自由的拥有自身信仰的那一天，让这一天早一点来吧。

十、辛灏年与法轮功的关系

问：请问你如何看待法轮功？你和法轮功团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辛：真是你怕什么他就提什么啊。其实我不怕，因为对一个坦诚的人来说，有什么可怕的呢？说错了还可以批评嘛，对吧？好，多少年来，真的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机会回答，但今天是做客《看中国》，又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场，我愿意回答。

我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我首先想说的，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练过法轮功，还没有信过他们的法轮大法，我还是一个大常人。就像法轮功那些姐妹和朋友笑话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跟法轮功当然是没有关系。

但是，辛灏年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所以，我也要说是我与法轮功的普通学员们，还是有些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因为我觉得还是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因为说事实，就是要不掩饰、不张扬、不夸大、不缩小。

大约是1999年的秋季，美国之音找我采访，问我说：我们想请你谈一谈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反问道：法轮功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因为我94年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95年被哥大请到美国，然后就在纽约专心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对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所以我就明确地告诉他，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你这个采访。我就这样拒绝了他们的采访。因为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也不要乱讲的，你讲也讲不对、讲不准嘛。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

第二次听到法轮功，是我的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是我的读者，想跟你谈一谈这本书的问题。我说可以啊，你只要有批评，我都会认真思考，对的我都接受。当晚，就在我们家旁边的一家爱尔兰小酒馆，我便与这个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汉坐在一起，各人手中拿着一杯爱尔兰啤酒，边喝边聊。当时还有民运的两个朋友，也都是彪形大汉，他们是不放心我，就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看着我们，听我谈。我心里自然很感激。

可是，你们知道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法轮功是邪教。我当时一愣。但是我马上就将美国之音曾采访我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藉以说明我并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然后我便单刀直入地反问他说：今天你跟我一见面，就说法轮功是邪教，那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共产党更邪呢？没想到，我单凭这句话就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于是，他只好换了别的话题，因与法轮功无关，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有人第二次跟我提到法轮功，我明白了，共产党痛恨法轮功。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不就是在中南海大门前面围着坐了一天么，那不是人民的权利么？凭什么你就这么恨它，就要残酷镇压他们？我当时的思想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更高的思想，而我对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更多的了解。

第三次，有一天，我应邀到美国南方去讲演，去机场接我的，不是那个地方的侨领和教授，而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他们是帮邀请方来接机的，并说先要带我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当时我也很奇怪，因为冒名来接我飞机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这两个年轻人一见面就挺信任的，于是我就上了他们的车，让他们带着我走了。我当时对他们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很有修养，看那样子，不是读博士的，就是读硕士的。未想，他们带我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眼望去绿草茵茵，还有大约有两千来个人坐在那里练功。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练法轮功了。然后他们就请我讲几句话。我说你们叫我讲什么？你们到底是谁？他们跟我讲，他们是法轮功，在这里开法会，他们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大家都希望你能给学员说几句，所以我们征得同意后，就去机场接你了。我就笑了，说，那好，那你们就让台湾来的教授先讲。他讲完了我再讲。因为他们告诉我，台湾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教授，也要讲话的。于是，台湾那个教授先讲完了，我就上去讲了大概顶多五分钟的话。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就是：我只想说，我和你们同命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大陆没有信仰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思想的自由；你们在大陆没有练功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写作的自由。我还说了：世界上还有比同命运更重要的吗？我因为对法轮功的其他情形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就嘎然而止了。没想到，盘腿坐在地上的大约两千多法轮功学员，竟然给了我一阵又一阵海浪般的掌声，我心里又高兴又惭愧，还有点说不清的感觉，真的，我说不清。这就是我第三次触及法轮功，也是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当然，我很感慨。这以后我就开始认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各国，甚至于包括澳大利亚。

我这个人，生性跟权力和地位没有关系，所以，直到现在我跟法轮功里面的上层人士和著名人士（这是一个常人的说法），不仅认识不多，而且从无任何交往，但是，我跟海内外许多最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说感情也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年里，他们为了在国内宣传我写的那本书，传播我的讲演，有些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甚至一家一家地被抓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三口，在石家庄河北省高级法院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检察院拿出的罪证，就是他们收藏、刻印和传播我的讲演，并且当场播映了这一罪证。我不是听法轮功学员讲的，而是国内的朋友告诉我的，因为他在场。而且我在海外还不能为他们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可能就不止被判五年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才敢公开讲出来。你说，我能对这样的法轮功朋友没有感情吗？

今年10月底，我赴英国讲演，有一位刚从国内出来的法轮功女学员曾主动去伦敦唐人街散发我讲演的广告，因有人点水，第二天竟然被警当场逮捕，还被带到警察局脱光检查，受尽侮辱，你说我能不被他感动、不为她感到委屈吗？

前年，我去纽约法拉盛一家诊所做例行检查，在地铁里车厢里，前后竟然有五个人把我认出来了，有人还在我面前把我的讲演成段地背给我听，我都傻了。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刚从国内逃出来的。这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是法轮功学员。我当然很感动。为此，我还想办法把他们找到，请他们吃了顿饭，为什么？友谊嘛！

这几年，我都在埋头写书，因为年纪也大了，很累，讲演的邀请我都拒绝了，也不应邀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一生最引以为安慰的，就是能够做到自甘寂寞，因为，人不能自甘寂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面。可是，因为确实找我的人挺多，各地都有，所以，我就说我生病，身体不好，藉以推托。我想，托尔斯泰为了写作，就说自己生病不见人；巴尔扎克为了写作，甚至对外说他已经死了。那我也是为了写作，不得已也可以仿效一下嘛。可我没有想到，关于我生病的消息，居然就有人在国内蓄意传播，说我得了重病、得了大病、就快不行了……。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给我写信，说听到我生病的消息，而且病的很重，他们好难过，还流眼泪，所以要我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人甚至说恨不得飞到美国来照顾我，并且说，辛先生，你一定要练功啊！虽然我至今也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但是，他们的话却是充满了友谊和感情的。你说，如果我真是一个病人的话，这些信说不定能让我好了三四分了是不是？或者至少也会让一个病人感到安慰和愉快是不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关心着你嘛！

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了，法轮功在海外活动大概也有十年、十一年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法轮功的媒体也办了很多年了。我和澳大利亚法轮功的Shirley等朋友，和新唐人的林丹、阿彪等朋友，和芝加哥那个长得活脱像鲁智深的小林等朋友，和英国的李桂华、夏泽等许多法轮功朋友，大家不仅都处得很好，而且我都能够跟他们说真话，说直话，说跟他们不同的话。因为我有一个为人的原则，就是我可以不说话，但说话就要讲真话。比如说在座的法轮功学员Grace大姐，和我认识很多年了，这一次她是专程从墨尔本飞来参加这个会的。可见我们的友谊了。但多年前，她第一次到纽约来看我的时候，在饭桌上，我就跟Grace大姐讲，你们决定做媒体这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要警惕，要成于媒体而不能毁于媒体。大姐你还记得我这一句话吗？我还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唐人的林女士，澳洲的Shirley，英国的李博士，美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朋友们，见面就讲真话，而且一再地、甚至是多次地说：要记好我一句话，就是绝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不要让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来毁你们。这就是我辛灏年背后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说过的的话，有时候我甚至会说得很生气。可是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很有修养，不和我吵架，不和我争论，只是默默地听着；有的时候也会对我说，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说那也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说，辛老师，我们觉得你的话是对的，我们就会听。我对他们说过的直话实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地去说了。今天在坐的，大多数都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想你们对我的话会有同感。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我这个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就和海内海外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有了交情。当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开始认识我自己，认识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到底哪些是对的，那些并不对。后来，我曾对自己和对许多非法轮功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看待法轮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想到，这就是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要理解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因为中共的打压和迫害，而走向了与我们中国大陆人民一起共同争取信仰自由，争取结社自由的道路，难道这错了吗？这没有错。做得好或不好，做得有多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说，追求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恰恰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我在这里想套用孙先生的一句话，民主不只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一句口号，民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要我说，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种应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那些想拥有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的人所愿意选择的一种那个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说：什么是美？美就是生活，是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法轮功学员愿意拥有自己的信仰，愿意去拥有自己的社团，因为这是他们所愿意去过的那样一种生活。难道错了吗？这可是自由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拥有的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追求，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否定它？

我这人生性有个毛病，就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自己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名气很响的人，不大买账。我跟国内的一些朋友通电话——我这些朋友呢，都是知识份子，但都是最普通的一些知识份子，诸如教师、医生、职员等等。我常常能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思想和智慧的启发；可是我也从和他们的交往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样都有很多知识份子的传统偏见，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这个群体。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跟我通电话时就很反感的口气对我说，唉，尔品，听说海外法轮功的媒体上经常有你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说是听从美国回去的一个老同学说的。据说也是我的一个老校友，现在还是一个大学教数学，还搞过民运。我一听就笑了，我说他不看法轮功的媒体，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媒体上有我呢？他如果也拒绝看法轮功的媒体，那他怎么知道法轮功媒体上的辛灏年就是高尔品呢？我的原名叫高尔品。这说明他讲的不是真话，此其一。其二，他跟我说，你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法轮功不就是太平天国吗？我就笑着回答他说：要是早几年呢，我可能完全赞同，我现在恐怕有点不大赞同了。你问为什么，我说太平天国是在洋教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听众插话：邪教）。不，也不能说是邪教，而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宗教团体，但是它以宗教为基础，只是这个宗教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华的，是西方的，它比共产党好在于它不隶属于一个国际教廷，共产党是要服从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教廷的。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独立的，虽然是由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创建的一个支派。它跟法轮功不一样，是因为法轮功是在我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呀。我们只有权力去帮助他，维护他，让他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没有权力凭空地去破坏他和反对他。因为我们理应信奉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应该反对他们所愿意过的那种生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他们没有去干扰、破坏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去干涉和破坏他。我在多伦多新唐人的杨先生采访我时说过：法轮功如果做的事都是危害社会的，第一，他自己发展不了；第二，人民和社会也很难容忍他；第三，他没有这样做啊，你干嘛要镇压他，非把他逼反了不可？是你共产党太愚蠢，太黑暗，你要把一个在人心道德被搅乱破坏到无以复加地步的社会里，将一个要宣传真、善、忍做人观念的团体彻底地镇压下去，甚至消灭掉，硬要把他逼成一股反共的社会力量，难道你还是对的吗？你不对啊！所以我就跟我这个同学讲：我想告诉你，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未来还遥远得很。基督教今天确实已经是个成熟的宗教，但是它三百年才具有规模，以后的一千年干够了坏事，直到十五世纪以后，才越来越成为一个正面的宗教团体。今天它已经不会胡作非为了，它已经成了民主社会的一个健康的信仰力量。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力对在我们自己祖国本土上刚刚诞生的一个信仰团体，或曰宗教团体，一开始就横著批评，竖着谩骂，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人家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拿自己传统的知识份子的偏见，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偏见，先给人家把帽子戴上。因为，你要看一看，在他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究竟是怎么做的，他做的哪些事是正确的，对民族是有好处的了；哪些事是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然后再决定支援或是反对。比如说，讲真相就是对的，因为共产党讲假话；共产党绝不给我们中国人民信仰自由，他们拼命地追求信仰自由，当然也是对的。

朋友们，我也在逐步地认识着他们，了解着他们，我也希望我的很多朋友们，和我一起去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不要简单地像我国内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轻易地就把人家给否定了。我这样说，当然就有人说我跟法轮功划不清界限，那我倒想问一问，我怎样做，才叫做划清界限，如果你说不清，又不能教导我如何划清界限，那么我现在就想反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首先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啊？为什么你跟共产党都划不清界限，却要我来跟法轮功划清界限，这不是笑话吗？因为，共产党比法轮功总要坏多了吧！（一笑）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就是做得好，就支持，就一道去奋斗；做的不好就批评，就帮助，就反对。一切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出发。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我不管你说什么，你们的功法也罢，你们的大法也罢，还有你们怎么解释，我都没有权利去管和问，因为你有创法的权力，你有释法的权力，你有选择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的权力，不容他人置喙。至于我自己，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信法轮功，或者是去拥有另外一种信仰。因为我的信仰的自由权利自幼就被共产党破坏了，因为我自年轻时候起，就从被神化的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对共产党的造神运动充满了嫌恶，所以我才会说，是共产党破坏了我与生俱来的、对于信仰自由的那种追求和兴致，所以我今天还没有信仰，这不是我之过，是共产党之罪。但是我也还说一句话，我们追求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他们的重心就在自由两个字，我有信仰，这是我的自由；我不信仰或无信仰，这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有信仰者千万不要对不信仰或无信仰的人说，你不信仰，你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你就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同样是不允许别人拥有信与不信的自由。对此，希望有信仰的朋友们切记切记。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旗帜下，我们才能够选择自己的信仰，或选择不信仰，无信仰。所以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说，你信不信法轮功，我不管；我信不信，你也管不著。我们今天只做一件事，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结社自由，能够在我们祖国的大陆真正实现，那么我们至少就应该在在那个讲真相的层面上，与法轮功的广大学员们，做同道，做战友，是不是？

听众集体答：是！

文章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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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网语：江西老表这回带头“激情”了

转自：大纪元

26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发生连环爆炸案，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一楼、市检察院停车场、临川区药监局大楼旁汽车，分别发生爆炸。案发后，引起了网友热议及创作灵感，精彩网语不断。大纪元编辑特此收集以飨读者。

●江西抚州爆炸事件标志着民愤已从“大刀向孩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草创朦昧阶段华丽转身，“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的理性复仇新时代已经到来。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跟弑童案一样，各地效仿产生连锁反应，但这次才算找对了冤头。

●瓮安是打响冷兵器革命的第一枪。抚州……打响了热兵器革命的第一枪。

●江西政府大楼及检察院同时被炸告诉我们三权分立的好处真是很现实的：在美国，和政府有仇的炸政府大楼，和检察系统有仇的炸检察院，在天朝就没办法了，和政府有仇的也要炸监察院，和检察院有仇的也要炸政府，都是一根绳上的蚱蜢~杯具啊~

●江西连环爆炸案再次提醒我们，回归古人治水的智慧：解决问题当靠疏导，而非堵塞。暴力维稳终将把社会拖入以暴抑暴的恶性循坏，最终崩盘；如果真的那样，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人民，此外，胡锦涛等大力推行暴力维稳的顽固派，也将遗臭万年。

●【公民参选与抚州爆炸】今日两件大事，诸多公民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和抚州多起爆炸，两件事貌似风马牛，我却在其中看到紧密的联系：前者正是后者的解药 ——当人民有地方说话，炸药才不会爆炸。

● 我觉得现在还差一点，就是要用某种方式告知世界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就像XXX站出来宣布对此事负责，并会告知原因。否则，你像这样光做了，人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事导致的愤怒而做这个事，在TG引以发家的宣传机构面前，人民会相信他们虚构出来的理由，从而让你道德上落败。

●据悉，江西抚州爆炸案嫌疑人已被锁定，一共两人，系一陈姓农民与其吴姓好友。

●刚刚获悉是一农民制造的抚州爆炸案，顿时泪流满面，别说陈胜吴广了，我国从星际争霸时代开始都是农民当探路先锋。

●这是一个怎样的农民！他必须是007，才能混进区政府、检察院、药监局同时安放炸弹；他必须是爆破工程师，才能使其定时爆炸；他还必须是炸弹专家甚至两院院士，才能让现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他还必须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天才，才能让现场无人身亡只是5人受伤！

●在一个超司法手段被司法机关广泛运用于司法案件的国度，每一个判决都会自然引起落败者的不满。如果抚州爆炸确系对判决不满的农人所为，那么引线在黑监狱、黑头套、艾未未失踪时就已经被他们自己埋下。

●最新消息：抚州新闻发言人称，这起连环爆炸案是由于当天气温急遽升高，导致地表热空气发生自爆，属于比较罕见的自然灾害，目前死者们情绪稳定，有关部门将会做好后续安抚工作。有记者问道：为什么是汽车发生爆炸？新闻发言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一定是他打开车门的方式不对……

●路边社消息：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今早发生的3次连环爆炸事故均系外来车辆违规停放，长期暴晒所引起的自燃自爆，据了解事发时，当地气温高达40摄氏度。围观民众表示情绪稳定。

●剩世中国2011第一章：夏俊峰、张妙之死；第二章：三峡之害；第三章：屁民的愤怒之贺州税务官之死；第四章：屁民的愤怒之抚州连环爆炸案；第五章：屁民的愤怒之×××……

●抚州检察院和区政府及信访办均属于违章建筑，今天拆迁办和城管部队，警察，检察院，法院及武装警察部队对其三处违章建筑成功实施了定向爆破拆除工作，目前工作进展顺利！被拆迁部门情绪稳定.

● 【语录】“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2010年7月30日，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在区委二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发表讲话，表示：“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稳定是最大的民生。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这次有你好看的了！你没想过就是这种“稳定”引爆的炸弹吗？

●建议以后各级政府大楼都实行冠名制度，抹去“政府”二字，比如临川区冈本楼神马的。

●从江西抚州一炸开始，各级投机官僚想必都要严肃地考虑一个问题，到底是冒着被炸、被剁的风险继续投靠土共，还是趁早站好队伍，即使不倒戈一击，也不要被误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大使。七千万的政党就是这样逐渐瓦解的。

●江西抚州爆炸没有任何贪官死亡，是不是当地沙县小吃提前把政府官员，从当地政府机构的地底通道秘密撤走了？

●抚州的问题很好解决。让他唱红歌，就没有时间造炸弹了；没红歌唱，就很容易走上各种弯路。对于又想造炸弹又想唱红歌的人，我们党的政策是实行发证管理。

●有时候也挺替共党头疼的，内蒙示威，抚州爆炸（其实今天哈尔滨也爆炸了）。又得抓人，又得封锁消息。 按下葫芦起来瓢，要是干的太累，还是退下来休息休息吧。

●姜文听到抚州爆炸的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妈的，哪个孙子这么缺德，剧透这么严重，《让子弹飞 2》还怎么拍！？

●亲爱的华人朋友，我拉登又回来了，这辈子我投胎在中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生活。对于抚州爆炸案我表示不负责，我还在吃奶没空去管那玩意儿。

●土耳其炸了，死了一个人CCTV就头条；抚州炸了，死了两个人下午2个小时新闻提都不提，这就是国际影响力。

●抚州都炸出蘑菇云来了，一样上不了新闻联 播。因为中国农民看新闻联播的上好几亿人，看了之后都模仿的话，那美国好向中国抗议私自试爆核武器了。

●将江西爆炸现场蘑菇云照片发给一海外游子，丫一看就哭了，说这才是故乡的云呀。

●他有同学在市政府，爆炸发生之前接到过一个恐吓电话，说要炸政府大楼。然后他通报了相关部门，但没想到人家炸的是区政府。好吧，只要有人一天不善待人民，他们就永远活在恐慌当中。

● 据我现场了解：目前已经有一名保安身亡！数十人受伤！！据悉那名保安正在巡逻，路过爆炸房~~~~~其母亲已经哭得不省人事、哭晕了！！！在医院有位负责此事的官员这样安慰道：“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抓到犯罪人，一旦抓到，当场枪毙！！”现场一片哗然！有人就说到：“抓什么抓？都是你们当官的错！不是你们人家会去炸楼？”

●觉醒

冤有头来债有主 放过儿童找政府

抚州爆炸震天响 针对政府共产党

巧取豪夺把民害 公平正义今何在

司法行政皆腐败 官逼民反制度坏

仔细思来仔细想 罪魁祸首共产党

共产主义假把戏 社会主义真滑稽

共产异党独统治 权力经济成主体

官商勾结共谋利 前腐后继不希奇

法律法规成儿戏 舆论媒体是工具

仔细思来仔细想 罪魁祸首共产党

共产国际中国部 红色输出之产物

摇头摆尾斯大林 武装暴动卫苏联

既无历史合法性 又没现时合理性

假话大话加空话 就是不敢讲真话

共独本质不敢讲 卖国行径不敢说

国家民族全不顾 祸国殃民本事足

赤祸致死八千万 死不螟目魂不散

仔细思来仔细想 罪魁祸首共产党

秧秧中华历史久 威威华夏文化优

华夏不幸容共产 共产无情害中华

邪教马列认不清 万劫不复祸国人

唯有驱出马列党 恢复三民好主张

走向民主大中国 振兴中华民富强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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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我们竟如此吸“毒”长大

《爱迪生》

课文：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

疑问：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说，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纵横真相帝：拥有这么多发明专利的爱迪生是从未来世界穿越来的。

《黄继光》

课文：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闪闪发光。

疑问：美军在朝鲜使用的M1918A2轻机枪，弹丸初速为853.4米/秒。高速枪弹遭遇人体骤然减速时，造成比弹丸直径大许多倍的严重破坏。当子弹穿过人体而去时，弹道周围组织又将刚刚吸收的动能向体内猛烈扩散，造成类似“爆炸”般的效应，使人体内瞬间爆出一个比弹丸直径大十几倍的伤腔。一颗子弹即足以打烂一个拳头大小的区域，黄继光不可能“举起右臂”，子弹从离心脏十几厘米远的地方通过，心脏也可能在瞬间伤腔出现时遭到强烈挤压而破裂甚至被捣烂。

纵横真相帝：其实黄继光的小名叫“无敌铁金刚”。

《我的战友邱少云》

课文：为了整个班，为了整个潜伏部队，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

疑问：国外某研究机构把疼痛划分为十级，灼烧排位很靠前，正常人根本无法长时间忍受，叫喊和移动是自然反应，那时候已经不是大脑说了算的了。邱少云根本不可能半个钟头一动不动活活的被火烧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邱少云在身上起火前或者起火后不久就当场牺牲了，美军的燃烧弹燃烧的是他的遗体而不是活体，人死后是不存在什么“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纵横真相帝：指导员说了，烧你的时候不要乱动，要淡定。

《长城砖》

课文：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疑问：平均宽度不足10米、狭窄而不规则的长城，在20公里外就很难分辨，如果说能从月球上看到长城，相当于在2688米外看到一根头发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大气层、云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照此推理，宇航员在太空绝不可能看到长城。

纵横真相帝：宇航员只是俺的兼职，其实俺真实职业是玉帝面前的千里眼，俺还客串过《西游记》哩！

《地震中的父与子》

课文：1989年，美国洛杉机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混乱中，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他7岁的儿子的学校。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的三层教室楼，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知道儿子的教室在一层楼的左后角，便疾步走到那里。

疑问：事实上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没有发生地震。在1994年1月17号，美国洛杉矶的确发生了地震了——6.6级的地震造成62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但是地震的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4点31分，凌晨的学校里面怎么会有学生呢？

纵横真相帝：章鱼保罗算什么！课本的编者才是真正的预言帝！

《草帽计》

课文：红军长征期间，贺龙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贺龙带领一支红军队伍，由湘西向贵州进发，蒋介石的白军……派飞机在天上跟踪轰炸、扫射。那时，正是炎夏，地上的草木都被晒得枯焦了；指战员们虽然人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仍然热得汗流浃背。”

疑问：查阅历史资料得知，1934年的“炎夏”，贺龙和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还没有开始长征，而是在湘黔川交界地区游击战。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0 日，此时的贺龙，并不在江西中央苏区。当“长征”、“飞机”、“从湘西向贵州”，这些条件都可以满足了，已经是11月了，并非“炎夏”。没了炎夏，草帽计怎么可能实现呢？

纵横真相帝：当时贺龙正在蒋介石布下的结界中，蒋介石想着就算打不过他，热也要热死他……

我们还有什么是真的？我们还有什么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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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中国犬儒们的弱智比赛

作者：颜昌海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有一种叫做“反华言论”，并总是遭到官方舆论和一些中国人的严厉批判。然而，真正的反华言论，他们却甘之如饴，不仅不遭到批判，而且被视为“主流声音”。下面列举几个真正的反华言论——

“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这毫无疑问是对13亿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说是种族歧视言论也不为过。

“中国政府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种言论将中国人沦为牲口，需要主人来养活。

“自由化会让中国混乱”；──欧美日就实行自由化，但这些国家就是不混论，这种言论是设定中国人注定比洋人低等，洋人能做到的但中国人就是做不到。

“吃饭权就是中国最基本的人权”；──这句话本身没错，不管在中外，温饱都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但若面对外界提出中国要改善人权的时候就拿这句话来做挡箭牌，那就很无耻了，是以为中国人都是猪，吃饱就行，而不需要其他权利；或者认为中国人是天生的贱种，在“吃饭权”和其他方面的人权中，只能选一。

“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也有……”；──每当有人说出中国存在某些问题的时候，就来这么一句“美国也有”，这种言论的潜意识里，就认为美国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美国存在的问题中国再怎么存在也是合理的，哪怕程度上超过美国千百倍。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民族自信心，从来就不敢想象中国有可能比美国更好。

也许，官方舆论和一些中国人的初衷并不想造成这种结果；但是犬儒的弱智，就势必制造大量的反华言论而不自知，得意洋洋；到人们揭穿其恶，却为时已晚。

如今，中国大陆的愤青已经逐渐式微，而犬儒横行。什么是犬儒？犬儒一词本来自西方，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人，尤指知识分子。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傲慢狂妄、不知廉耻，玩世不恭，但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象狗一样的人”。犬儒一词在目前的中国，则加进了“中国特色”，除了上述西方词义外，更泛指为官家豢养并忠诚于主子的知识分子。

有人说，宁做愤青，不做犬儒。愤青有棱角，保持热血追求，却盲目冲动；犬儒看透一切，多了世故，却不再冲动。愤青是不会思考，犬儒是不再思考；愤青是不知善恶而乱善恶，犬儒是知道善恶而不愿区分善恶。愤青愤世嫉俗，犬儒玩世不恭，愤青与犬儒只有一步之遥。愤青与犬儒是极权统治下的双胞胎，却互相看不起对方，互相嘲笑。但经常地，人们会发现，愤青单纯得可爱，所以不能说他们的本质是多么的坏，是多么邪恶。

最近，中国的犬儒们又在炮制着一系列地道的反华言论。比如，犬儒们说，“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最大优点是不断纠正左或右长期执政可能走向的极端，保证社会在中道中运作；营造一个利益多元和争持而又能妥协互让的和谐局面。这种左右轮替没有给经济、社会、人心告成损害，即使有也远远没有它防止经济损害、社会分化的作用大。实际上，西方政治就隐含了中国古老文明中的中庸之道的哲理。中国的犬儒们无视这个事实，无耻吹捧执政党拒绝所有不同立场、意识型态的异见，制订独占权力并在独占权力下的各种政策，无论其正确与否。只有在这种权力独占中，才会出现文革的 10年浩劫，也才会形成如温家宝日前承认的中国陷入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犬儒们说，“（大陆六十年中的前、后各三十年）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是语言陷阱。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仅仅只是 “经济现代化之路”而已，但仅仅经济现代化，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正常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最低限度应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信息……的现代化。但是，犬儒们的现代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此，犬儒们实际上是阻止国家的进步强盛，进行反华活动。他们的言论，也蔑视、侮辱了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只有经济现代化是不用脚立行，而是爬行，甚至是三肢瘫痪而用一只手的撑爬。一手撑爬的中国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受到全球文明社会和人们的广泛而严厉的批评和否定；文明世界既不承认其模式，更不对它心悦诚服。只有极少数、但声音极大的唯利是图的财团、国家以及为这些财团传声的文人承认它、假装表示心悦诚服。它唯一的“优势”，是可以“集中所有力量办一件事”，可以做到：为了只顾眼前的政绩和风光面子而去营造空前壮观的场面、兴办空前庞大的工程、泡制空前的造假工程、实现空前的收买人心工程……，甚至可以为维护权力独霸而不顾一切严重后果。

这些严重后果极多，只举其要者。其一是，超前利用后人的财富，尤其是矿藏、地下能源；给后人留下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制造了一个空前污染的中国大陆环境，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不宜人居之地。癌症村、乡、区已经出现。其二是用“低人权”、超低工资的“优势”出产大量超廉产品充斥世界市场，牺牲工人利益谋取权贵者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并造成了中国空前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民众并没有享受经济崛起财富成果。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表现在150万个家庭（绝大部分是高干及其家属）占有全国财富的70％；200万党政干部花掉中国80%的医疗费。这个结果表现在尼基系数上面，大陆城市内部个人年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529，人均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更达0.561。，由此，大陆累积了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人心、政治、社会极不稳定，处于潜在的动乱的边缘。

也就是说，这个优势是建筑在牺牲民众尊严、利益和权利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国人的血、汗、泪的基础上的。这就是犬儒们的“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的全部内容。

犬儒们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有选择性地拿国际情形来说事，作出要中国抛弃民主的结论，向来的习惯是关起门来自称王，大唱“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犬儒们有选择性地拿资本主义经济说事，不选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来说事，更不拿调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认同感的民意来说事。但值得犬儒们关注和值得悲观的是，资本主义衰退不是第一次了，每次衰退后都会回复正常，并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这还是小事，资本主义退潮回潮可重复，但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只要发生一次退潮危机，就必定灭亡；苏联等众多共产党模式的“一党专政社会主义”死亡案就是证明。如果一党专政优秀论可以成立，理应不会死亡，尤其是不会占多数、成群地死亡。而民主的社会主义，例如北欧，就没有危机死亡之忧；即使是被选下台了，再上台执政是平常事。

犬儒们说“中国的一党制‘优势’还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并例举147个国家中腐败程度排在72位。但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遏制腐败无效的证据。把无效证据诡辩狡辩成为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的结论，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但是，犬儒们就是为这种荒唐事作诡辩狡辩，因为在147个国家中排上第72位就是“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而排在85位的民主印度就变成了无效遏制腐败的泛滥。犬儒们的诡辩狡辩伎俩极简单：把民主中最坏的，例如把民主国家最腐败者印度当作民主国家代表，印度=民主；在排名最前的民主国家，则在犬儒们的民主世界中消失了。

犬儒们说，中国的“优势”是高效。的确，做起政绩、面子工程起来确是高效无比。此外的高效也举世瞩目，比如掩盖事实真相、造出假相的高效；官员掠夺国家、搜刮民间财富的高效；贪污腐败的高效；把刮到手的钱转到敌国（民主国家）和拿到民主国家护照的高效……；等等。但有一个高效，犬儒们却选择性地忘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垮台时，其崩溃速度的高效更令人惊讶。

前文说过，中国犬儒们能够思考却不再思考，知道善恶而不愿区分善恶。因此，在犬儒中，就以玩世不恭的精神开始了一场弱智竞赛。所以，在他们的言论中，少见有完整、理性的逻辑论证，只是一些充满了感性的主观臆断的梦呓。人们曾经对他们逻辑上明显的谬误进行论证试图批驳，但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些论证，保持一以贯之的“狗的忠诚”，安于不打自招的谎言的编织；即使在权益被剥夺下，也安于被剥夺利益的现状，继续编织大量谎言。

英国哲学家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在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异议与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广义上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日前，笔者在一篇博文中说，“人们对所谓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或者“碎步走”的推动改革，已经开始没有任何尊敬。对于这种‘开明改革者’，网络上的顺口溜，给予了形象的描述：‘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总而言之，如今的 ‘开明改革者’，虽然开明，但离回归到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方向，却还有巨大的差距。他们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总是和民众在弯弯绕、兜圈子。”

而实际上，如今的“开明改革者”，早已经沦为统治者型的犬儒了。和他们豢养的知识分子犬儒一样，能够思考却不再思考，知道善恶而不愿区分善恶，也以玩世不恭的精神开始了一场弱智竞赛。只不过，他们的身份是官方舆论和一些中国人的主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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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你是小明吗？

作者：韩寒

最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各大论坛和新闻评论里，五毛党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不赞同把凡是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叫五毛党，但是五毛党还是很好认的， 因为出卖灵魂的人，尤其是廉价出卖灵魂的人，他们的言语是没有根基的，他们的高潮是没有前戏的。起初发现这个现象，我很疑惑，以为是相关部门加大了投入， 但是，看到了一条新闻，原来是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五毛党。中国衡阳党建网网评员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最新指出，网评员的标准为0.1元一条。可以想见，全 国五毛党可能普遍下调了待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感觉突然间多了五倍的五毛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但是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以前往往发现一个五毛党，大家就 可以围观圈养起来，但是现在随着上删下刷，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被五毛党围观的景象。

按照机密文件《五毛构成》里所言，50个写作高手，100个写 作好手，500个外围写手构成一个五毛旅。这次涌现的五毛党们，经过我的判断，还是以“外围写手”为主，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写作好手”出来试水，至于 “写作高手”，应该是在系统内有相应职务的，他们至今出手的还不多。当然，主要原因是过年忙着应酬收礼。

近期五毛党的泛滥也是我开通新浪微 博的一个原因，一来是因为五毛党对于新兴事物的反应比较迟缓，相信注册和登录QQ 对于很多“写作好手”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另外一方面，微薄没有匿名发言，他们普遍害怕注册。最重要的是，万一他们在微博阵地中表现突出，上头指示要巩 固阵地，必须手机绑定时刻引导舆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本来就只有一毛一条了，这下好，发个短信引导一下正好一毛钱，算上手机充电的电费，里外里 还要亏损几厘钱。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一毛钱就能卖身，一千块就能卖肾了，对于他们，几厘钱也是钱。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最底层，但是和统治阶级有着最高 度统一思想的物种。

对于五毛党，我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允许五毛党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雇佣别人为自己说话，每个被雇佣者 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说话。你如果能够把小明打一顿，然后用从小明身上搜刮来的钱雇个人再把小明骂一顿，这也算是你的本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为他宣传的机 构,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五毛党完全是政府的败笔，我以前以为五毛党的出现是为了引导舆论，现在想来我错了，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 吃一口。五毛党本是中高层麻痹讨好最高层的产物，但随着五毛党的横行，很多光辉正确的人士只要一开口，明明是免费的，结果全都变成了五毛党，这严重打击了 他们的积极性。本来进酒店开个房间一夜情，完事了出门全世界都说你是鸡，这种打击不言而喻。你一旦设立了五毛党，除了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以外，所有你原本 的拥护者都有了五毛党的嫌疑。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 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最后我将去挑选一些言论，分辨一下哪个是外围写手写的，哪个是写作好手写的，哪个是爱国青年写的，哪个是无知少女写的，哪个是不高兴写的，哪个是没头脑写的。但是如果我冤枉了你，你是义务的，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谁让你的主子认为，和你一样的见解能值一毛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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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穿越生死》读书札记——兼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

作家仲维光先生

作者简介：仲维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华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生活。从第一个红卫兵在清华附中萌芽开始，他就和郑义等人 成为这个红卫兵的主要反对者。一九六九年，他放弃了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够自由成长而到吉林洮安县插队。在插队期间开始自学哲学，由于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基础，七零年转向近代洛克、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思想，并且同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和外语。七二年，返回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担任物理教师。因为身体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弃自学，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近代物理学思想史许良英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国，后在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处研究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和思想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后作为自由思想工作者，继续研究当代极权主义思想问题，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其它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

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看了很想写点感想，但是，因为很快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它使我暂时放下了已经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想法，参加了一些有关九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现在时过半年，读《穿越生死》一书所产生的一些感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中。因为我感到，这本看来平常的书中，隐藏着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民众和社会生活中很多根本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感情的变化，文学观的变化，思想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来得那么缓慢，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突然；这些变化来得那么平常，却也可以说那么彻底；这些变化来的那么浅显，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无声无息中逐渐被抛弃。

历史的变化也许就是这样，这本《穿越生死》，还有那本《静水深流》，看来平凡，文字和结构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里手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几十年以后的人却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它们开始的。

二．中国的变与不变

（1）阅读《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会接触到对时下中国社会的评价问题，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去国十几年，亲友对我说，看看国内的经济变化，共产党由于改革已经变了；昔日的朋友对我说，你不了解国内情况，知识份子已经无法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独立自由了；但是，我凭自己半生在那个社会的生活经验，从六九年以来一直未曾间断过的对那个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探索，认为，也许极权社会的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但是从教条的毛泽东到实用的邓小平，决定那个社会的变化的所有的根本的东西都没有改变。正如五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虽然统治形式和社会状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而回到最近十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仅没有走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反而由于没有才气而变得更加猥琐、粗俗不堪；至于畏避风险艰难的知识份子，从来都没有坚持过独立自由。

我的确没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看到知识份子有什么比昨天更加“无法”坚持的理由。

然而，去国十几年，最近几年我却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变化，一个社会现象，对于我来说，尽管从理论上有所预言、有所预感，但是，还是感到，它来得那样突然，那样令我难以理解。这就是一九九九年中国政府突然大肆镇压的法轮功现象。现在，眼前这本《穿越生死》，记述了我所不了解的从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我从并非知识份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知识界所没有做到的，没有坚持的内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记录了一个普通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残暴的极权和谎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几乎是所有研究极权社会思想文化的专家学者得到的共识。我自己生长在那个社会，从自己的身上对此也深有体会。五十年代，共产党打掉、打断了所有前代留下来的知识份子的脊柱，从那个时候开始，灌输、豢养了两三代完全浸淫了共产党文化精神的“知识份子”。这两三代知识份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陈寅恪、梁宗岱、洪谦，以及他们培育的一代学人，刘杰、蒋天枢等人的辞世，中国既失去了传统的灵魂，也灭绝了西方的精华。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共产党社会的各层精英们的身上，也反映在八九年那批学生，以及其前后的所谓“民运”人士身上。然而，现在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空“前”绝“后”的时期，法轮功从天而降。我所说的从天而降，或许是对我自己而言，因为九九年前，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法轮功的存在。

九九年五月刚刚听说法轮功，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和传统密切联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的群体，为此，第一，我无法理解它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重生并发展，第二我深知共产党的残暴，我感到，它将要为生存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一场你死我活的抗争将会在中国爆发。因为这一切曾经在此前的东欧等共产党国家中发生过多次。此后几年，在中国的发展，果然重复了这个残酷过程。现在，《穿越生死》这本书则和很多前东欧不为当时社会所容的文学作品一样，记述了人们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牺牲。

（3）事实上，对比九九年的镇压和八九年的镇压在几年后产生的结果，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动。八九年的镇压，及其后东欧集团的崩溃，居然导致了几万海外“留学生”参加民运。但是，这个聚集是一种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于厌恶抛弃共产党社会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框架和道德伦理，而是由于对某一种现象（贪污腐败）不满，对某一个人（邓小平、李鹏）或派别不满。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感到社会要有大的政治变化了，因此雀跃躁动，想要搭这班车，随社会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来团体，一旦政治形势变化，则必然是飞鸟各投林。

与之不同，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镇压产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在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体化、一元化的专制社会，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诞生不仅困难，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种死地，没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深化，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轻易消失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二零零四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仅从题目上预示了这个历史性的现象和过程，而且从一个个人的具体的经历和在这个磨难中的感觉真实地记载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什么样的生死，笔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艺术与人性的重新觉醒：

林昭、张志新，以及回忆文学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区别：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产生、扩延

（1）作者王玉芝的确不是中国当今的知识，或者说文化精英。这本书记述的也不是让人一看感到深奥、重大的问题，而让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心声。但是，对于自认为自己已经探索了三十多年启蒙和科学思想，一直关心当代文化和精神问题的我来说，我却发现，整个作品中渗透着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变化，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变化可能就要到来的征象。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我花费二十多年努力反省、改变的很多东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这本书的九十七页上，王玉芝女士写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资料，不小心把墨粉洒到黄色的衣服上，费了很大劲儿才清洗干净，可是再怎么洗也没法恢复原样了，这使我联想起谎言和仇恨如何残留在一个受蒙蔽的人心中。”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毛泽东早就深切地认识到，所以他说知识份子的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断了老一代知识份子的脊梁骨，脱胎换骨地改造了他们，例如费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产出“新”的两三代知识份子。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色。王玉芝女士和笔者都无可幸免。

对于王玉芝女士的这个感触，笔者在对自己的反省中深有体会。

很久以来我都无法摘掉共产党安装在我身上的眼镜。这使得我在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共产党进行反对封资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遵循毛泽东思想，文化革命几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我们居然愚昧地认为，我们在精神上和知识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两“论”，在知识上，罗素、陈寅恪这些人已经被抛弃在后。那时作为人，我们当然也有不满、有愤怒、有爱和恨。但是，就是这些也完全是党文化式的。

这个党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左派知识份子配合共产党政治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它已经有着将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党文化有着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价值观，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假大空的欺骗民众的煽情。它营造了一种敌视传统与一般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占据统治地位、主流地位，就会立即对社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热情地参与的造反派，这个造反派和某些前辈左派知识份子，某些前辈所谓“有正义感和热血”的共产党员一样，虽然有对所谓“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识框架，却和前辈是同样的，不过是在试图完善这个五四以后，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和世界的社会，及其文化，乃至所谓知识，也就是所谓共产党思想和社会。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人性走了一条畸形的变态的道路。从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社会，也就是，从一个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坏的，积极地和消极地，人性的和对抗人性的，各种因素能够调整自己、调整社会、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个畸形的，一元化党文化统治一切的社会。这个党文化的特点是，自以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自己不仅能够发现，并且代表真理。这种信仰和整体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伦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这种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战中德国千万人跟随希特勒屠杀残害犹太人，各共产党社会屠杀残害所谓阶级敌人。人们一旦被这种文化附身，谎言和仇恨就会自然不断地产生。所谓“假作真来真亦假”，五十年来每一个在共产党社会生活过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体会。

然而，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却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部份人从五四前后在中国努力奋斗半个世纪的产物。其后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这种文化，包括它对每个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觉地寻找它溶化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溶化在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喜怒哀乐中对人性的扭曲，自觉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识框架中的加强给我们的变形眼镜。我深知进行这一切的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很多时候犹如想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几乎不可能。

（2）然而，在王玉芝的《穿越生死》中记述的却是对这个眼镜的抛弃，对这个眼镜所代表的文化和社会的抛弃，一种重生的新的追求。在此，我们可以对同样是反抗，起于五十年代后期的林昭，六十年代中后期的遇罗克、张志新的文字和追求做一对比。

林昭虽然出生于三十年代末期，但是，她的思想和精神，看问题的方法却基本上是革命文化，共产党文化的产物。热情夹杂着对大而空的革命理想的追求。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在她的妹妹作为正面推崇对她的记述中写道，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彭令范)”

今天我们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人，看了这样的话会感到奇怪，把党作为母亲，不仅可笑，而且这样的语言和思想令人厌恶！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不仅把这视为正常，而且神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呢？在于价值和思想方法！

“我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我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我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历史的发展牺牲自己”。稍加追问，就会看到它的荒谬。狭义地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党文化，广义地说，这是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整体主义文化。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人们能够正确反映世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自以为自己能够找到，并代表这种真理、规律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产生出一套假大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在这种意义上，遇罗克、张志新都是这个党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产物。他们悲剧性地把人生就有的正义冲动，载入假大空的文化精神中。所有林昭也罢，遇罗克、张志新也罢，伤痕文学也罢，都没有摆脱党文化，也没有做摆脱党文化的努力。这其实就是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所谓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的最根本的区别。

“十月革命”之后，从二十年代以来，延续不断的东欧诸国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传统未断，和世界的联系未断，而中国的，陈寅恪以后的知识份子，断了血脉、断了代，反抗也罢，支持也罢，都是在党文化（准确说，整体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天地中。在这一点上，不是知识份子、也并非作家的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中所显示的冲动却是，追求一种非党的文化，告别党文化。

当王玉芝受到残酷的迫害时候，她和林昭、张志新的反应不一样，她在书中写道，

“虽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义，但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修炼文化的存在，因为我并不认为修炼是迷信。能够遇到一门真正的佛家功法，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运。是法轮大法使我知道了人无论做什么、想什么，只有顺应了‘真善忍’的要求，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也是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挣钱、出名、一味地追求享乐，而是为了回归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境界，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第35页）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写一封揭批法轮功、保证不再炼功的信，就会立即被释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确有人承受不住，背弃了自己原来神圣的信仰。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毁掉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仰，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摧毁大法弟子的正信。而这场灾祸不仅仅殃及法轮功学员，全社会的正义良知都不得不在选择真理和邪恶之间，做出残酷的决定。当一个人在独裁者的淫威下背弃自己的信仰时，所失去的东西比性命还更宝贵。”（第133页）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们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对革命、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基础上，但是，王玉芝等法轮功学员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既不是向统治者哭诉，“我不反对你们宣扬的东西”，也不是向统治者怒吼，“我比你们还革命，思想还纯正深刻”，而是平静地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只是坚持，并询问，我这样，错在什么地方？

这里我想到了大约十年前，共产党文人张承志，突然发现自己是回民，并且“似乎”也转向了另外一种信仰，因此写了一本《心灵史》。笔者在当时的文章中就认为，这本《心灵史》是共产党党文化的产物，现在把《心灵史》和王玉芝的这本《穿越生死》，和法轮功被迫害的遭遇对比，就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党文化是什么，新的追求从根本上反抗的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穿越生死》和《心灵史》都是一种对信仰的追求，但是，《心灵史》用信仰统治个人，以“民族主义”驾驭信仰，以整体的痛恨和排他来宣示革命式的情怀，作者不过把共产党的假大空的文化，换上了一种准伊斯兰的包装。或者说，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中国一样，把中国文化中适合其极权的东西都保留了。张承志把共产党文化中来自西方宗教中的因素，重新返回西方，包装上伊斯兰的外衣。但是，《穿越生死》记叙的却是一般文化的复归。既然是一般文化的复归，它涉及的就必然是血肉的东西，个人的内容。在《穿越生死》中它的信仰是内向的，个人的，而不是那种排外的、仇恨的。真善忍，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则，返回到每个个人，虽然也是抽像的，“大”的原则，但是由于它返回到每个个人，所以不空，也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假。

真善忍，由于它是内修的原则，因此即便是面对镇压他们的政府、及其为政府服务的打手，《穿越生死》生死中也没有过分刻意地宣扬对他们的仇恨。

（3）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空洞的，没有具体标准确立的群体和虚幻的口号。正是在这一点上，《穿越生死》不仅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留下的文字，以及张承志的《心灵史》，而且和伤痕文学，乃至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有着根本的区别，它距离社会和政治内容更远，而不是更近。它揭示了一个人的追求和遭遇，法轮功只是一个人的追求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意义上，《穿越生死》所展示出的追求，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

的确，作者王玉芝并不是一位要以文字为生，为自己的追求的作家，而相反是不屈不挠的生活的追求与遭遇刺激、甚至可以说迫使她执笔写了这本书。但是，这正是她和那些政府豢养的，投机的文人们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王玉芝无意走向那里的路，正是一条真正文学产生的道路。真正的文学不是像挤牙膏那样挤压出来的，而是如王玉芝那样由于追求和磨难，由于生命的抗争，刺激而有感，而呻吟、呼唤、呐喊出来的。正是这一点，这本看来不是文学的文学读物，潜藏着古往今来的那些传世文学中的深层及隐藏着的追求的冲动，社会、历史、文化根本性变化的记载，个人和社会、政治、时代的冲突。

《穿越生死》在现实中国社会中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却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很多所谓传记文学，从张志新到林昭事件所展示的历史真实，从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的《走向混沌》，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从彭德怀、贺龙、刘少奇，到最近的胡耀邦、赵紫阳，有关共产党罪恶的报导、文学作品、历史似乎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这文山书海中发出来的呻吟、控诉、呼唤，却只是让我们看到，五十年来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留下来的不仅是被整肃、迫害的悲惨和屈辱，而且也留下自己的耻辱。他们要求的是平反，而不是直接，乃或间接地表示，我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暴政和邪恶。不仅失去勇气，而且失去声音。

这里，我要特别说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求人们公开出来对抗暴政和邪恶，而是说，五十年代初期后，几乎再也没有人公开出来说，我追求的是什么，凭什么追求这个，就要受到迫害？

没有蔡文姬的经历，无法写出呼天抢地的悲愤，没有曹雪芹的身世，酝酿不出红楼梦中的回肠荡气，不能像福楼拜那样沾的是墨水，流出来的是血泪，纸上的文字则必定如过眼烟云，经不得人们的任何推敲追问。正是在这一点上，《穿越生死》隐藏着王安忆、张承志们的文字中所没有的人性，所没有的反抗和质问，所没有的追求和呼唤，以及这些作家所没有的人格。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次，像王玉芝这样的普通民众居然敢于站出来，前仆后继地诉说自己的追求。这不仅震动了共产党统治集团，确实也震动了那些被打服，被折断脊骨的人，对于前者，他们被激怒而丧心病狂，对于后者，很多人也对法轮功愤怒和痛恨。“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定是中了邪！”这是很多文人、知识份子把王玉芝视为中了邪，把法轮功视为邪教的一个潜在的很重要的感情因素。

把法轮功指责为邪教，导致上千人丧生、数万人身陷囹圄，导致这本《穿越生死》的产生，当然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却是和中国社会中的一位所谓高级知识份子，而且所谓“科学家”紧密联系。

四．对知识与信仰问题的反省：

为什么首先对炼功者发难的是何祚庥这类知识份子：从顾准、李慎之到《穿越生死》，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对抗

（1）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一书第四十四页中记述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晨，我来到炼功点，同修告诉我，天津公安局非法扣留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起因是中国科学院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科技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何祚庥在文中诬蔑法轮功导致人得精神病，并且暗喻法轮功会像清末义和团一样导致亡国。何祚庥的诬蔑极其严重地伤害了法轮功学员的心。”

为什么首先会是何祚庥这样的“知识份子”、“科学家”出来攻击法轮功？

因为，王玉芝等法轮功学员的修炼首先涉及的是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因此这些在共产党社会以知识为职业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知识份子，在精神和知识上最早感到威胁的。而由于法轮功学员追求和诉诸的并不是政治，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不如何祚庥和王渝生（反邪教协会会长，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这样的人更加直接、迅速地感受到另一种追求带给他们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很多共产党培养的知识份子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我以为，因为他们：

带着共产党文化所给的认识论、知识论框架，也就是带着无神论、唯物论的眼镜看待突然出现的法轮功；

带着为共产党所豢养的，为极权主义统治者服务，从而能够分享部份权力的伦理道德的眼镜看待法轮功；

带着共产党社会所养成的因循、胆怯的生活观，对于一些知识份子来说，则更加上了一些自以为是和傲慢。

（2）认识论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是人们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来认识客观世界，也就是人们是用什么尺子来量度外部世界。人们在用这个工具、这把尺子之前，必须要先考察、检验一下这个工具、尺子能够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也就是它的界限在哪里。

人只能凭藉自己有限的感觉器官，感觉能力来感知世界，用自己的思维来组织安排世界。人们不能神化自己的感觉和思维能力，不能说你的视觉、嗅觉和触觉是无所不能的，反过来说，也就是不能专断地说，世界就是你的视觉、嗅觉和触觉感受到的那点东西，建立在这一切的基础上的思维无所不能。然而唯物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专断、教条的论断之上的。这种教条直接导致的就是，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真理，而自己能够得到、并占有这种真理。正为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波恩认为，这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近代科学、及科学思想与何祚庥等人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世界观恰好相反。它认为人不能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只能够描述世界的现象，并且这种描述渗透着人类自己认识的特点，也不是绝对“客观”的。人不能够武断地断定在人的认识以外，世界有什么和没有什么。而对这个在人们认识范围以外的世界探索和思辨，就成为宗教、诗歌和神话的领域。这就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等，科学思想家波普等人认为对于宗教，科学什么都不能说的认识论的基础。

对于人们认识范围以外的世界的探索和思辨的不同答案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爱因斯坦、牛顿都相信在人的认识以外有一个更高的支配力量，爱因斯坦认为，这个最高的支配力量给与世界的肯定是和谐，绝对不会掷骰子。然而，爱因斯坦绝对不相信基督教的人身肉体的上帝。事实上，人身肉体的上帝不过是答案的一种。这种解答正是因为在人的认识范围以外，所以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所以科学无法回答宗教问题，各种宗教无法否定别的宗教的存在。

在此，笔者同时要说的是，决定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特点的最基本的倾向是，科学家对于世界的非理性的、“宗教”性的关怀。世界究竟是和谐的，还是无序的，究竟是因果的，还是随机的……。

在此，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宗教，绝对不是像某些中国科学思想研究者认为的那样狭窄：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的产物。世界上只有专断的、自以为是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类似于此的唯心论者们喜爱下这样的判断。

（3）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传播的法轮功，对于人、人生和世界的认识摒弃了唯物主义，《穿越生死》、《静水流深》两本书则记述了炼功者们的实际追求和感受，记述了作者自己的精神现象和身体现象。

在这本书中第四十一页所谈到的奇迹问题，对于我这个从小受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教育，后来才从中脱出的人的确很难想像，也很难相信。但是科学认识论，及由此而产生的科学多元论告诉我，每一种思想都是在一种假说的基础上的。我们只能说，我不相信，我怀疑，但是却必须尊敬对方，当然这种尊敬不是一种虚伪的，似乎是容忍别人的“错误”的尊重，而是相信，对方的思想和你的一样，是平权的，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如果你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对方是错误的，或者一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造伪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同人们至今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样，对于书中所谈的奇迹，我们也只能听之，或许我不相信，但是不能斥之为“无”，并且攻击人家。

在我来看，唯物主义和法轮功一样也是一种信仰的产物，不过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于人们感官所反映的世界的完全相信的基础上，认为除了人们感觉到的东西外，没有别的，人们能够百分之百地感知到外物。

唯物主义者当然认为，没有佛像出现等奇迹。但是若以为世间的事实就是这样如他们认为的，并且由此嘲笑、甚至敌视相信这一切的信仰、及其信仰者，并且称这些和不同于唯物论的信仰为邪教，那在科学的、多元认识论的基础上看来，就只能证明自己信仰唯物主义已经到了入“邪”的地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远离了信仰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要尊重不同的信仰，自己相信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不完全的，这个最根本的基础。

以一种信仰来攻击另外一种信仰，攻击法轮功，无疑是不能够说服人的。

学会对别人的信仰的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完全受共产党教育的人来说，常常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至多表面上不去干涉，但是从根本上却仍然认为那是一种“迷信”，一种没有“知识”的“反科学”。我以为当他们真的能够感到，有知识的人才会去信仰，有知识的人才具有宗教感情的时候，真正感到，宗教不是迷信，甚至进一步感到自己在八十年代以前对于各种科学思想、科学家，其他思想流派的攻击，自己的唯物主义有些“愚昧”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懂得尊重宗教和别人的信仰意味着什么。

在阅读《穿越生死》的时候，在反省自己的知识框架，反省有关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的问题的时候，笔者还想说，笔者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文章中，曾经想客观地、而非大字报式的、假大空地吹捧李慎之先生，但是被一位国内的学者批评为知识的傲慢，并且引起另外一些和李慎之先生有类似经历和思想方法的长者的愤怒。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和愤怒都倒置了。笔者在王玉芝这些看来平常的小人物面前，在陈寅恪等前人面前，在余英时教授等行家面前一直是力图慎思、反省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追求方向，力图找出自己的“不是”。对此，笔者感到，很多人正是因为不肯对自己进行反省，思索，不仅看不到笔者对此的良苦用心，而且对于笔者进行的还是那种大字报式的打棍子。

对于这种倾向，笔者想要再次强调，这不能够完全归于道德问题，立场态度问题，也就是傲慢与否，胆怯与否问题，还存在更深的知识框架问题。是否能够谦虚地对待知识追求，反省自己的知识框架，平等地讨论科学、宗教，伦理问题，究其实也就是启蒙问题。该启蒙、该反省的实在是顾准、李慎之这样的知识份子自身，而非民众。那种想给共产党政治局领导人启蒙的想法不仅令人啼笑皆非，而且更使人看到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才是反省与启蒙的对象！

五．文化和传统的传承：

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公开和共产党极权专制对抗的是法轮功、佛教，而不是其它宗教，从《穿越生死》看文化、文明和传统

（1）从前述作者对《穿越生死》的认识，从人性和人生的追求可以看到，和王安忆、张承志的作家相比，和李慎之，以及现今中国知识精英推崇的顾准相比，和林昭、张志新等“革命”志士相比，《穿越生死》代表了一种变化。

然而，从对信仰和知识的追求来说，对于现今中国的很多所谓知识界精英来说，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却宣示了一种不变。因为自认为推崇所谓“赛”先生，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代言人，却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将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革命”，反对传统，而《穿越生死》居然固守传统的对生活的追求，这当然是一种对五四的全面反动，一种保守的不变。

对于变和不变问题的看法，还有一部份当代中国知识精英，认为时代变了，中国变了，知识份子应该配合先进西方，以及中国市场化的潮流，使自己市场化，享受生活，配合当权者，配合社会大众做一些改良性的工作。传统的追求已经过时，市场化的追求才是人类，或者说今天的真正取向。《穿越生死》中的“无知”民众居然在今天如此市场化潮流中显示出永恒的、传统的“追求”方式和传统的理念，在他们看来绝对是落伍的，甚至“愚昧”、不正常的，如果不是一种“邪教”是不会导致于此的。

如上所述，变和不变涉及的是最根本的文化和传统问题。《穿越生死》记述的正是夹在传统和唯物论（极端物质化）的现代化之间的中国社会与个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它记述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和文化革命的暴力打击下，普通个人对文化传统的留恋和执著，说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点也不为过。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记述，王玉芝在书的开始记述了她的家庭的特点。那是一个在中国非常普通，却又具有普遍特点的典型的中国家庭。中国传统的影响，尽管共产党在将近半个世纪中，用了各种方法，毛泽东的左的，邓小平的右的，也就是精神的和物质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它。这个民间社会，事实上生活在共产党的怀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识份子，由于不同程度地被共产党教化，常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看不到它。但是它的确存在在那里，并且韧性十足地存在着那里，谁也不能够彻底剪除它。一经风浪，或者一过风浪，只要有可能它就会继续生长发芽。

（2）有关当代极权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当代自由主义社会学家达伦道夫早就在他研究中告诉我们，共产党和一切传统都是不相容的，它毁灭一切传统。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客观翔实地为它提供了事实根据。

在《穿越生死》的第一部份记述了共产党执政后的前三十年，毛泽东从左的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摧残破坏，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的粉碎性的“革命”。在这本书其余部份则记述了邓小平开始的从右的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蹂躏。这是来自西方的一个单词，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两面，毛泽东使用的是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邓小平使用的是实用的物质主义，所达到的目的是一个，维护极权主义专制，维护自己的权力。

的确，传统的中国文化既不能彻底接受这种建立在一元论为无论基础上的、来自西方的极权专制，也不能接受这种彻底的“物化”。如果说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的破坏摧毁了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和政治观、知识观，那么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人则彻底把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家庭伦理置于了死地。毛泽东因为传统文化的社会观、政治观、知识观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不相容，所以一而再地发动意识形态革命，打断传统的脊梁。邓小平则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要人们只看物质，放弃一切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容忍、驯服于他们的统治。说到底，都是让人像狗一样的生活。这是产生于西方现代的当代极权主义所独有的文化，所独有的特征。

（3）反对人类一切其它文化传统的共产党，不仅和历代专制者不同，而且和当代其它的极权主义者也不同，它有一套为他的极权主义服务的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甚至也可以说，它是极端的、世俗的、二元论的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来说，共产党文化是一种来源于近代西方传统的文化，是百年来中国社会“极端西化”和西化 “极端”的产物。过去五十年共产党对上亿的人进行过整肃，三反五反、反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文化革命……，这些运动虽然带有传统中国社会专制的一些特点，但从根本上说，却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种宗教党派斗争、清洗文化的产物。

如前所述，在这种整肃中，展示了文化和传统的对抗。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思维和声音，失去了自我和自我精神，他们只是申诉，自己并没有反党，自己是爱党的，自己是冤屈的，而且所用的语言都是共产党的语言。但是，这次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迫害，王玉芝和她的同修，坚持了另外一种追求、信仰，思维方式和语言。为此，这也同时造成了这场镇压比以往任何一次镇压都更加残酷，更加漫长。因为法轮功学员居然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没有轻易就范，的确匪夷所思！这不要说对于那些专制的工具—警察、基层干部们，就是对那个社会的一般人来说，也难以想像。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镇压的残酷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各级干部，精英们被激怒，五十年来在他们面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这样的群体，不仅没被制服，而且还敢戗声者！

《穿越生死》具体地展示了王玉芝个人，以及这个群体所经历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为之流出的血。

我相信，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第一次由于无法制服而“失手”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一次运动。当然，如果当年右派们敢于坚持自己思想而反抗，迫害会更加残酷，但历史的真实是，右派们强项抗衡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个人，而法轮功却是成千上万的人。当然，也可以说，如果不是发生在九九年，那这次镇压将会更加残酷，死亡的人也会更多。

王玉芝女士这一批人是文化冲突中的殉道者。这是近百年来的一次殊死的文化决斗，是中国文化经过几十年来极权主义极左的摧残，极右的蹂躏后，在百年的曲折后，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从废墟中发出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是对极权主义的抵抗，而且在更广义上是对近代西方现代化对人类异化的一种抵抗。

这么多的人为了生活、信仰流了血，社会产生如此大的震动，甚至时代、世界可能由于它引起变化，我认为作为一个敏感的知识份子除了在上述问题外，还应该从中感悟到更多的东西。为此，在结束这篇读书札记的时候，我愿意再次讨论几个知识份子关心的，更广泛的问题。

（4）《穿越生死》一书，应该使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精英们在对于当代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极权主义的所谓反省中，所谓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所有这一切批评，在王玉芝女士的书中都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

我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法轮功对我来说，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人间的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信仰，一种对生命和自然、宇宙的认知。我既不认为自己比法轮功高明，也不认为法轮功一切都是唯一正确和好的。但是，在我和法轮功学员的联系和接触中，我发现他们身上存在的，令我非常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相比，我对法轮功更容易熟悉和了解。

在《穿越生死》一书中记述了一些神秘现象，这些神秘现象也成为一些知识精英攻击法轮功为邪教的证据，但其实人们只要稍微公正一点，就能够看到，基督教，及其信徒中的宣扬的神秘现象更为过之。这一点，人们只要看看杨小凯、远志明等人“皈依”基督教后的文章就可以了。

所以，和任何西方宗教和文化相比，王玉芝女士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信仰者，追求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加平和、宽容，由于他们依靠的是自修，因此组织形式更加松散，没有西方那种教会式的组织。这大约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它大大地避免了那种尘世教会带来的腐败、党同伐异，对人们信仰追求的滥用。

读王玉芝的《穿越生死》，我们应该看到：法轮功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宗教、文化现象！

（5）走笔于此，笔者不得不在结束此文的时候再次强调对自己的认识论和知识论进行反省的重要性。

一位已经来到德国将近二十年并且经常为德国报刊撰稿的自由记者，曾经洋洋得意地对笔者说，法轮功问题一出来，九九年六月他就说了，法轮功是邪教，而共产党政府则是在他之后，到九月才宣布的。这引起了笔者的惊讶！为什么中国知识界的很多人看到法轮功后自发地认为它肯定是“邪教”呢？

今天任何刚刚从国内出来读书的人，稍有敏感就会觉察出共产党社会的整个知识框架不能够和世界接轨，并且也不能够和中国传统接轨。为此，他们必须对一些概念重新认识，重新学习新的写报告的方法。在探讨更广泛的知识问题，宗教、文化和传统问题的时候，当然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不愿意思索，而一下子就认为王玉芝等人中了邪的人，我认为，是自己中了封闭社会的“邪”。却偏偏说法轮功是“邪”。

我认为，这是一个中邪的社会，大而广之，他们不相信任何宗教，任何其他的对生活、对社会、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和猜测，小而具体，他们不相信人们敢于说实话，敢于反抗狂言，认为只有中了邪的人，才敢于追求。这个渗透在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末梢，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的邪，在人们歌颂新中国，追随五八年的大跃进、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时如此，由于认识问题的方法没有改变，今天依然存在。

在反省中，笔者更深切地感到，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我们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对其有所认识，它的全面退出，可能会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这代人过去，下一代人到来。

其实，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语言也显示了这个矛盾，这个问题，他们常常使用着共产党社会带有唯物主义痕迹的语言、方法，谈论生活，谈论宗教信仰，谈论宇宙，谈论对科学的看法。然而，尽管如此，我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生死之界已经穿过，人们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撞开了文化和精神封闭之墙，中国人面临的已经不再只是反抗和反对问题，而是如何建设和思索的问题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号于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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