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政治的《白毛女》
《白毛女》问世于抗战后期的华北中共“根据地”，说的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当年，中共的所谓“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的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阶级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御用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足，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硬是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时，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流氓杰作。
当时中共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虽然神神鬼鬼但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周扒皮“半夜鸡叫”
说起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几代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小学课本中的《半夜鸡叫》选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被中共用来进行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号召人民一定要仇恨“万恶的旧社会”。
但是，只要用常理去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大有问题：假如周扒皮真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那四周漆黑一团，长工能干什么农活？你要是地主，你希望长工在黑夜里去糟践你的庄稼地吗？
最近，一位早年在辽宁省大连新闻单位供职的退休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问：
“我那时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愿望。结果当时的交谈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指《半夜鸡叫》的作者），真是造孽，本来某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某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了。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可怜我们几代中国人，就这么在“半夜鸡叫”中被共产党骗了一代又一代，让无中生有的仇恨在心里发了芽。
大地主刘文彩
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
上图：刘文彩
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了摆脱老百姓没有文化带来的无知，他修建文采中学，几乎耗尽所有家产。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文彩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语）。学校建成后，刘爷爷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他当时应该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话，文革中他的子孙们也许要日子要好过些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教训中刘爷爷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爷爷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慷慨解囊投巨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当地群众说起刘爷爷都是交口称赞！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在采访的对象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笆地区的政府官员，所谓收租院以及刘文彩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政治的需要。
“铁人”王进喜
最近一位友人跟我讲起了一段真实的历史，“铁人王进喜”的英雄形象是怎样树起来的。在中共的造假宣传中，“铁人王进喜”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铁人王进喜”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的代表，真可谓家喻户晓。然而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在电影《创业》中是这样描绘的，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等等。
真实的情况是，在王进喜第一次被调往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而这一切与王进喜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而电影中的王进喜，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做戏嘛。“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是有的，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马列。
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的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份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石油人都已年事已高。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对中共的造假宣传十分厌恶。很想还原这段历史真相。曾经有中共的官方媒体，邀请这些真正的创业者，撰写中共的石油史。由于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坚持还原历史真相，而不了了之。
“草原英雄小姐妹”
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而最近被披露出的整个事件真相，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知情者陈弘莘女士，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她曾亲自采访过“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她说：整个事件和后来新闻报道的内容大相迳庭，真实情况是：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真正救了龙梅的是一位被下放到当地的“右派”。他当时到车站送儿子，回来的路上，隐约看到一大群羊和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在风雪中，感觉不妙，于是跑过去查看。当时十一岁的龙梅已神志不清，只是下意识的跟着羊群走，嘴里反覆叨叨“还有妹妹”。那个人把龙梅抱到了车站办公室，站里用手摇电话通知寻找另一个女孩。当时九岁的玉荣已冻僵倒在了山坡上，后来被一个扳道工发现。
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因为怕真相败露，那个好心的“右派”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按照中共的指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荣却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而保持沉默。而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为保全自己而不敢说出实情。
“地雷战”真相
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所以有机会听到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现在教科书还会提到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起“地雷战”就急了，并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方言“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说：“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干。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
埋雷的干部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有经过训练。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当心就会送了命。一到晚上，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弄清村民都回来了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儿前把雷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他负责埋雷的一天，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革命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英勇机智抗敌的故事情节大相迳庭。
《飞夺泸定桥》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
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我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呀）！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老人告诉我们：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的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
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好一个“邱少云”
湖北省安陆市乡村教师廖忠明把小学教材《我的战友邱少云》课文情节失真的疑问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他说，至少有三处内容不符合军事常识。
1、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武器是怎样处理的文中只字未提。
2、邱少云埋伏的地点距敌人只有60多米，能听到敌人的讲话声，这让人疑问。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周围的冬草一烧也都光了，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
3、文中数据表达模糊。一个“中午时分”就是几个小时的误差，整个潜伏部队究竟多少人？在山坡的草丛中能潜伏一支多大的部队？歼灭的“全部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数字老师都不知所云。
课文中还这样形容邱少云：“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这篇课文给小学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邱少云能忍受被火灼烧长达30分钟的巨大痛苦。可人被火烧时，那种条件反射的动作是很难被大脑控制的（不用实验，也可以想像）。
为什么现在有教师出来质疑呢？课文中的描述都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如果教材都能造假，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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