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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